范仲淹(989一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少有大志，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为官38年，一生忧国忧民，廉洁从政，清白为官。北宋宰相韩琦称赞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评论说：“至范文正公方厉廉耻、振作士气”，称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因主持庆历新政受阻，自请外放。其间任邓州知州三年，他把以“忧乐”精神为核心的廉政之风也带到了邓州,并根植于邓州这方沃土之中。
范仲淹请知邓州，尽管当时政治环境险恶，但其忧国忧民的抱负却坚定不移。他在给仁宗的《邓州谢上表》中，陈述了守边首尾四载和改参大政的甜酸苦辣，重申了自己“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的信条。最后表示要：“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仲淹知邓三载的情况，《嘉靖邓州志》把它高度概括为“孜孜民事，政平讼理”。
公元1045年底，范仲淹一到邓州，便深入民间了解民风民俗和百姓疾苦，与邓州百姓同忧乐。他的“七里河边归带月，百花洲上啸生风”的诗句，为我们留下了他早出晚归拜询邓州父老的感人情景。范仲淹还按照当地风俗，带领僚属参加民众的祭风师活动，并作诗详细地追述了孟春正月祭祀风师的经过和期望。他祈求风师刮风要大小适度，以使万物生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要刮大风影响水路交通，六、七月间雷雨天，不要刮风吹散云彩，引起天旱。秋高气爽的十五晚上，若有云彩遮住月亮，要把云彩吹散，让天下百姓享受明月清风，尽情高兴。
范仲淹虔心祈祷上苍风调雨顺，谁知天不遂人意，庆历六年（1046），邓州自秋至冬数月干旱，二麦枯黄，百姓发愁，范仲淹更是心急如焚，他不但带领百姓整修陂堰，引水抗旱。还每月三次向朝廷奏报旱情。待到普降瑞雪，他在州衙铃斋置酒款待贺雪的人们。当他想到来年五谷丰登的情景，更是高兴得和年轻人一样，饮酒击筹，且舞且歌。这时因公出使邓州的河东提刑张去惑、将作监丞襄州通判贾黯都赋诗志贺。范仲淹在《依酌答贾黯监丞贺雪》中，抒发了自己的喜悦心情，写到：“浑祛疠气发和气，明年黍稷须盈畴。烟郊空阔猎者健，酒市暖热沽人稠。”一场大雪，不但排除了“瘟气”，迎来了祥和之气，而且还预见到了来年五谷丰登的景象。你看，旷野上那些打猎的人们显得神气十足，洒店里也是人声喧闹，饮酒助兴。一个“稠”字生动地描绘出了邓州百姓的喜悦情景。
范仲淹知邓后，因民风淳朴，政事绝简，心情好了，病情也减轻了。故而有时间静下心来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从政得失，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他写于邓州的诗文、书信，现存仍有76首（篇）之多。这些诗文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公元一零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应好友滕子京之请在邓州花洲书院写下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之所以千年不朽，不但因仅360余字的短文，结构严谨，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成为文学宝库里的一篇瑰宝。更是因为它蕰含的崇高精神境界。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我们铸炼了一面照史、照文、照人的铜镜。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抒发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声，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是对自己一生做人为官之道的全面总结，是其忧乐思想的高度概括。邓州，作为范仲淹优乐思想的结晶地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范仲淹知邓州后，秀才贾黯即拜范仲淹为师，庆历六年（1046年），贾黯考中状元后回乡省亲，拜谢恩师范仲淹，并请教立身为官之道，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唯‘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如获至宝，终身佩服践行，官至御史中丞，一生洁身自善，为官耿直，遇事敢说敢为，深得皇帝赞赏和世人称赞。后人感叹：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为一代名臣矣！
不欺，在当时就是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不欺”二字是范仲淹道德操行的高度概括，是其忧乐思想的精髓。他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自始至终贯穿着不欺的信条，在大是大非面前唯德是依，敢于担当。
范仲淹一生重视培养选拔人才，即使晚年谪居邓州期间，亦然不顾自己的险恶处境，两次上表推荐人才，希望有用之才为国重用。第一封是举荐襄州知州王洙。说王洙“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接着为王洙遭贬辩解，赞扬了王洙在襄州的善治，建议朝迋对王洙“就近迁职，别领大藩。”最后还担保说：“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
第二封是庆历八年五月举荐知光化军的屯田员外郎李宗易、知绛州的职方员外郎向约。李宗易，字简夫，天禧三年中进士，详于吏治，为官清廉，官至太常少卿。当时在与邓州相邻的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任知军，深受百姓爱戴，人称李光化。向约精通儒学，为官谨慎，范仲淹在润州时举荐他为通判，此时以职方员外郎知绛州。范仲淹称赞他们二人“久于扬历，各有行实，并堪充清要任使。”也在荐表的后边立下了军令状：“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为国惜才、敢于担当之胸怀跃然纸上！
北宋宰相富弼是这样评价范仲淹的：“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唐代名相裴度，在洛阳有一处住所，叫“绿野园”，是朝廷赏赐的，在当时非常有名气。范仲淹知邓时已58岁，经一生奔波操劳，积劳成疾，病体难支，自知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将到尽头。在一次闲谈中曾表露出要退闲的意思。于是便有人想为他买下“绿野园”，使他安度晚年，但被范仲淹拒绝了。他说，在唐代象裴晋公这样的人，谁能比得上，如果占有这个地方，心里怎么能安？家人又提出在洛阳买块地建一处园林住宅，也被他拒绝了。
范仲淹虽一生不置家产,但却留下了“义田活族”的佳话。他任邓州知州后，开始为范氏后人着想，着手筹划创办义庄之事。他在《告子弟书》中道出了办义庄的初衷：“吾吴中宗族甚众，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宗族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
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由邓州调知杭州。赴任途中便顺道回到祖籍苏州，与同父异母兄长范仲温商定，献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由范仲温购田创办义庄。后来范仲淹又专程去苏州，与族中长辈们共同商议了义田的管理办法。范仲淹去世后，儿子们一方面增置义田，一方面增补族规，使义庄管理不断完善。范氏义庄曾存在900多年，义田最多时达五千多亩，在周济族人，稳定社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研究说，范氏义庄是大同社会的萌芽，还真是有点道理！
从宋庆历六年丙戌桂月上浣(1046年8月4日)宋仁宗皇帝御制《范氏族谱序》可知，范仲淹在邓州时，还利于闲暇时间主持修编了《范氏族谱》，并呈仁宗赐序。宋仁宗在序言中写到：“诗书之泽长，礼逊之风懿矣。诚聚而博稽，倘有赞言僻行，共群起而创艾之，则范氏源远勋旧，永偕生生之无替与国咸休矣。范氏族谱，其尚饮哉！”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篇皇帝为大臣族谱而写的序言。
范仲淹在族谱中还订立了族规：“族人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同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吾族家人炽昌。”同时，又总结了《家训百字铭》以励后人：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戒绝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奉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善根。”
这些都是范仲淹一生做人、为官、处事、治家的真实写照。
姑苏人去三千里，宛邓惠沾百万家。范仲淹离开邓州后，邓州百姓感其恩泽，不但在百花洲畔建范公祠，在古城内建景范楼纪念他。而且对范公创办的花洲书院、百花洲、春风阁更是爱护备至，不断修葺使之成为邓州的一处重要景观，明代称“花洲相迹”，清时称“花洲霖雨”,居邓州八景之首。近千年来，范文正公祠香烟缭绕，花洲书院弦歌不断。这座传范公薪火、承“忧乐”精神的千年学府，已成为莘莘学子及百姓祭奠英灵和缅怀先贤的一方圣地。(杨德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