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队里被评为优秀团干部，领导挺器重我的，队友们也都觉得我这人比较稳重，所以叫我梁头儿。
但命运的轨迹有时候并不如人所想。1985年，中国艺术团到澳洲和新西兰为当地华人社团表演，为此挑选了两名武术演员、两名杂技演员、两名舞蹈演员，我又一次被分到了出国表演的任务。
这次澳新之行，使我认识了当地一些练武术的朋友，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做担保，让我到澳洲发展，在武馆教武术。因为有了这个契机，也考虑到以后找女朋友成家总要买套房子，我便动了心思。兴许在国外闯闯，我还能打拼出另一翻天地呢？
对于我出国的事情，家人虽然不舍得，但依然很支持我的选择。此后两年多。父母找人东拼西凑，加上我自己的积蓄，总共凑出了两万多元人民币的出国钱。
1988年，27岁的我告别故土，成为武术队最晚一个出国闯荡的人。当我坐上飞往墨尔本的飞机，内心感慨万分，甚至有点糊里糊涂的。想到以前出国都是跟着武术队去的，吃住行各方面都有人给安排好，而这次只有我自己，还不知道出国教武术的前景如何，一切都是未知数。
初到国外，我并没有太多不适应，原先在北京体育学院的时候我就有学英语，加上小学英语基础还算扎实，基本的语言交流不成问题。而且搞体育和搞舞蹈都有个特点，就是身体语言很重要，我教外国学生武术的时候不需要多说话，主要是用动作比划，他们看了自然会跟着我学。
记得举行武术讲座的时候，来了不少外国人，后来有二三十人交了钱。我在台子上讲解，周围一圈人围着看，颇有点一代宗师的样子，我连说带比划，虽然台下的人听不懂武术理念和精神，但依然兴致勃勃，听得特认真。
1988年，我在悉尼歌剧院前留影，澳洲的风景很美，但我心里总觉得最美的风景还是家乡。
教学的事比我想象的要顺利。那时在中国武术在国外已经很受欢迎，不少外国学生报名来上课。他们都觉得武术的动作很好看，很有气场，而且还可以用来自卫防身。特别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武术看起来多有一种东方的神秘感。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看过了中国的武术电影才感兴趣的。
1990年，我和太太举办了婚礼，为此我们贷款在澳洲买了房子，计划过几年等生活和工作稳定了再要孩子，但计划赶不上，成家第二年，我们的孩子就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刚好遇上世界金融危机，澳洲很多人失业。我的好些朋友和学生们也都失业了，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跟我学武的人也减少了。
好在还有一些人在坚持学武，我很庆幸自己还有事可干，为了生存，不敢有丝毫松懈。那时候银行贷款的利息很高，年利率都在20%以上，我贷款买了一台摄像机，利息就得给25%。为了省钱，我们家连垃圾袋都舍不得买，而是把去市场买菜的塑料袋囤下来，反复利用。
这台摄像机是当时候最好的一款，售价八千澳币，售价八千澳币，当时汇率是1:2，相当于一万六人民币。
1992年，为了有更多的发展，我自己注册了澳大利亚武术训练中心，干起了自己的事业。我在墨尔本的各个学校租场地教武术，学生来自各地。同时，每周我还会去一次墨尔本大学设立的太极协会里教学。
那时李连杰已经正式转型电影演员了，有学生对我说，他们对电影武术有兴趣，我说这个我懂呀，我只是对做电影演员没什么兴趣。受到学生启发，我转而成立了一家武打动作设计工作室，专门培养影视武术演员，又叫武师。我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武术知识，还有拍武打电影要会的技巧，包括怎么怎么摔，打斗的时候怎么反应等等。
武师这个行业，如果有一些武术底子、体操底子会好一点，因为技巧性很强，有技巧的话，即便做一些摔打的惊险动作，没护身也伤不到。若是完全没技巧，就算放了很厚的垫子，照样可能会受伤，不是说有胆量不怕死就能当好，这就是我办班的目的。
这是我们在排练的场景，既要讲究武打动作，又要琢磨拍摄角度，让动作更有可看性。
1996年，洪金宝和成龙在墨尔本拍摄电影《一个好人》，主要的武打演员和替身都来自我的团队。我的两个学生在拍完这部戏后，顺利进入了成家班，干了有二三十年。后来我还有一个学生莎提雅在《*死比尔》里为女主角做替身。
其实武打设计并不是我的专业，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是很明智的。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在国内拍的电影里老外都是演坏人、挨打的角色，他们全是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不会什么武术。所以我跟学生说，我教你简单的，学完之后你就可以演个角色了。以前国内但凡有个老外会点武术，肯定能给个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