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第一篇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的不同

首页 > 体育 > 作者:YD1662024-04-01 16:50:16

读过鲁迅文章的人都知道,先生曾在多篇文章里痛斥中医的各种弊端,对中医的讽刺可谓登峰造极。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晚年的鲁迅先生对中医的研究可以说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第一篇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的不同(1)

鲁迅先生早年确实痛恨中医,这在他诸多文章都有体现。

例如:1922年,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写到“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庭的同情。”先生认为中医是“骗子”;在1925年的《坟》中,他说:“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学,使他们各得其所……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这段话中鲁迅将中医和西医分别做了比方,认为信西医就像是现代人用“鞠躬、磕头和用碗筷吃饭菜”来体现文明礼节,而信中医就好比是原始人吃生肉一般顽冥不化。

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第一篇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的不同(2)

一、为何鲁迅会如此排斥中医呢?

在鲁迅的《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他很坦诚地给出了痛恨中医的缘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有两个原因:

1、鲁迅父亲不幸被庸医治死

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鲁迅描述父亲生病后,先是找了当时绍兴城的名医,“圆而胖”的姚芝轩来看病,然而这个胖子根本就是个庸医骗子,收取诊断费贵得离谱不说,所开方子的药引也是千奇百怪,“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光为寻这样的药引就把少年鲁迅折腾得够呛。结果却是“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姚芝轩黔驴技穷后,又厚颜无耻地推荐个何廉臣来当背锅侠,并说“我所有的,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何廉臣倒读)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而这个何廉臣治病方法让人觉得更是荒唐得离谱,所用药引要用“原配蟋蟀一对”,鲁迅忍不住吐槽:“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还有什么“平地木十株”、 “败鼓皮丸”之类的。东西难寻不说,还没什么疗效。他的治病手段更是害人,如喝墨汁治吐血、破鼓皮治水肿之类,秉持的是“医者意也”的理论,其实是一种纯唯心主义,已经超出了中医的范畴,变成巫术了。所以鲁迅在《父亲的病》里把何廉臣称为“陈莲河”",就是故意把他名字颠倒过来写,讽刺他颠倒黑白的治病方法。

在鲁迅看来,父亲周伯宜本来是是小病,但经这两位庸医治疗后生生从小病拖成了病入膏肓,在37岁就去世了。父亲的英年早逝,让鲁迅异常悲痛。随着鲁迅年龄的增长,这种悲痛让他不断深入地思考父亲的死因,越想越领悟出当年庸医害人的手段,因此对中医也越来越痛恨。父亲早逝的这笔账,鲁迅先生毫不客气地记在了中医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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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同情老百姓,痛恨医药勾结欺骗压榨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

在小说《明天》中,鲁迅对这种医、药联手的龌龊勾当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单四嫂子为了治好儿子的病,使尽浑身解数:求神、许愿、吃单方,到最后一个‘压轴法子’——寄望于何医生。”但求医过程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并不在于医生的冷漠,或者庸医的无能。因为前者出于一种职业的麻木,而后者则实在是能力所限,都还情有可原。最绝望之处是何医生开的方子:“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这就使单四嫂子的求医问药让自己必然地掉入了一个陷阱,让所生之“病”成为了替有权势的人聚敛财富的工具,治病变成了“送钱”的过程,家底就这样被毫不留情地吸干榨干。

鲁迅借《彷徨》中《弟兄》的对话,讽刺了那些挂着中医之名,却唯利是图一本正经的江湖骗子: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可以医么?”他愁苦地问。

“可以。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

鲁迅还在《药》当中,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封建糟粕文化塑造出的人性的残忍和麻木,革命者为拯救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而牺牲流的血,却成了老百姓治病的“良药”,这到底是革命者的悲哀,还是老百姓的悲哀?

其实鲁迅的本心并不是在反对中医,而是批判庸医,批判黑暗的医药勾结;批判那些假借中医之名,荒诞而又愚昧落后的文化。

3、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西医的影响也让鲁迅憎恨中医。

我们都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的思想在当时代表着最先进的理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民主”与“科学”是当时热血青年所奋力追求的思想。鲁迅父亲的亲身经历让他觉得:中医是愚昧的落后的,西医是先进的科学的。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里学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又知道了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后,就决定留洋日本学习西医。在学习了现代科学理论知识后,西医疗效的立竿见影让他十分信服,因此对中医自然是嗤之以鼻。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中医是一种骗人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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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着阅历进一步增长,鲁迅对中医的态度逐渐由黑转粉

鲁迅夫人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描述,1932年,她背着鲁迅用乌鸡白凤丸治好自己的妇科病,使“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身体也好起来了。”

后来鲁迅尝试自己用中药治病后,开始肯定中医的疗效。《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述: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

在发现中医的好处后,他也开始用中医治疗亲人。1930年的《鲁迅日记》里记载,鲁迅有4次为儿子周海婴到仁济堂买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谈到鲁迅为其治病的往事,说鲁迅用带有“薄荷味”的“安福消炎膏”及芥末糊热敷背部治疗儿子的哮喘病,其中芥末糊是他的一张“王牌”,往往“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其效颇佳。

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中回忆:鲁迅与周建人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有谈话,常涉及《本草纲目》或中医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鲁迅非常称赞《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经生过‘抱腰龙’的病,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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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中医药尝到甜头后,鲁迅开始阅读了大量的中医典籍,《鲁迅日记》记载:1914年9月12日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 、宋景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1923年2月2日,午后往留黎厂(注北京琉璃场街)买景元本《本草演义》一部二册,二元八角;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书店借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师校讲课,往直隶书局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一元四角;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此套医学丛书包括《褚氏遗书》《肘后备急方》《元和纪用经》《苏沈良方》《十药神书》《加减灵秘十八方》《韩氏医通》《痘疹传心录》《折肱漫录》《慎柔五书》等。购买如此大量的中医典籍阅读,可见鲁迅对中医的迷恋程度和研究之深。

鲁迅不仅买中医书,而且亲手修补中医书。《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8月12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同年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1915年7月29日,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脉经》四本”。寄中医书籍给弟弟,说明他认为这些书是好东西,只有好东西才会送给亲人。

鲁迅在写作时也常运用中医之理来阐释问题。如1930年发表的《好政府主义》:“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

1930年,鲁迅还翻译了《药用植物》,此书是《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读者是以中学生为主。此书的翻译可以说是鲁迅给予中国青少年的珍贵礼物。

晚年鲁迅对中医学的兴趣和研究一直没有断过,1933年4月25日,他还买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研读。而此时,距他辞世还有3年时间,可以说他在逝世前,一直在研究中医。

1933年,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所以他得出来的结论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他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这样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就无效,有时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

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第一篇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的不同(6)

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中回忆鲁迅对中医药的看法:

“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他常常向周围的人称谈过一种叫'草头郎中'的医生,以为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因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鲁迅认为《本草纲目》这样的药学著作是前人宝贵经验累积下来的成果,中医药没能加以整理和利用,实属莫大的遗憾和损失。言辞之间,痛惜之意表露无遗。

由此可见,鲁迅早期抨击中医,主要是批评中医的某些不足、某些庸医的医风和当时的一些不公平社会现象,不是否定整个中医。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看到了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和贡献,因此给予肯定和推崇。

鲁迅对中医从相*到相爱的转变过程,让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中医是博大精深的民族瑰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近三年,中医药在全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也再次发挥了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验证中医的科学疗效。

但是在2019年11 月 6 日传来消息: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将中国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等 8 所纯中医药大学,已从世界医学院校名录中删除。所以今天的我们与晚年的鲁迅先生有同样的担忧:优秀的中医医生到底在哪里?如何才能让中医发扬光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和身体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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