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得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网球冠军的邱飞海（左）和林宝华（右）。（《图画时报》，1927年第394期，第2页）
吴仕章和吴仕光是香港人，为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吴仕光为兄，吴仕章为弟。据悉，吴仕光是20世纪香港著名体育家，曾担任香港华人体育协进会主席。作为网球选手，吴仕光多次获得香港冠军，并曾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网球比赛。
关于吴仕章的资料很少，据《北华捷报》1924年7月5日的一则报道，吴仕章曾在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s College, Cambridge）留学，参加了1924年温网比赛，推断为资格赛。
曾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网球比赛的五位老将合影自右至左：黄保强、刁作谦、凌道杨、吴仕光、江道章。（1937年12月25日摄于广州公共体育场，《勤奋体育月报》，1937年第4卷第7期第8页）
关于韦荣洛的个人资料相对较为详尽。据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31年发行的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等资料，韦荣洛于1892年出生于香港，是近代香港历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商人和政治家韦宝珊之子。1912至1916年，韦荣洛在香港大学读书，后赴美英两国留学，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等世界名校深造。
据悉，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韦荣洛就成为香港知名的网球选手。1915年，他代表中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首届远东运动会。1920年，韦荣洛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期间参加了温网男单比赛，首轮获胜，次轮失利——这很可能是中国人首次参加温网。1921和1923年，他两次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1924年，他作为队长，和其他两位选手组成了中国网球队，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戴维斯杯网球赛美洲区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参加戴维斯杯。
1935年9月21日，韦荣洛在参加一场晚宴之后，不幸在纽约哈德逊河落水身亡。
韦荣洛。
是否参赛？
这4名报名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当年是否出现在奥运赛场？
郭红卫的研究认为，他们4人最终并未赴会。根据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官方报告，男单选手名单和男双选手名单中，进入轮次顺序以及秩序表均显示，这四位选手并未参加比赛。
此外，郭红卫也发现，当年组委会为各国代表团预留了开幕式入场之后在主体育场站立的位置，中国代表团排在古巴和智利代表团之间。同时，官方报告为实际入场的各国代表团都刊登了一张照片，但是在古巴和智利代表团照片之间，却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入场照片。这说明韦荣洛等四位选手并未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上】19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各国代表团位置分配图。【下】古巴和智利代表团开幕式入场照片。（《19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报告》，第82、88页）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博士李传奇，是一名资深的体育史料收藏爱好者，从事体育史料收藏已有近20年。从2020年起，他对其收藏的有关远东体育委员会名誉秘书葛雷于1923—1925年间相关信札、电报进行研究，进一步揭开了4名中国人报名1924年巴黎奥运会最终却未能赴会的更多细节。
根据李传奇的研究，葛雷是美国人，远东体育委员会名誉秘书这个职务是当时中国体育权力的核心，葛雷也因此成了1924年中国参与巴黎奥运会的推动者。
李传奇的研究显示，1923年6月10日，《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敦请中国加入》的报道，内容为“第八次万国运动会，将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在巴黎举行，中国运动协会名誉*葛雷博士已收有该会正式请帖，敦请中国加入。葛雷博士现已函覆该会，中国当予万国运动会各项运动极力之扶助，且如有机会，当派遣代表参与比赛。”同一天，上海《申报》也对此作了报道。
1924年2月18日，葛雷与时任国际奥委会中国代表委员的王正廷有过一次简短的通信。信中葛雷表达了对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乐观态度：
“我们最近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让中国参加戴维斯杯锦标赛……韦荣洛先生也很想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我们一收到报名表就给他和他的搭档报名。我相信你会很高兴我们至少能有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经历。”
此外，李传奇还获得了葛雷与韦荣洛、吴仕光的相关信函和电报，透露了更多细节。
1924年2月14日，吴仕光写信给葛雷，表示自己还不确定能不能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和美国的戴维斯杯，但会努力去。同时，他在信中建议邀请马来西亚华侨邱飞海，认为他网球打得更好。在信中他还询问巴黎奥运会举行的时间以及是否需要自己承担食宿等费用。
1924年4月22日，葛雷又收到韦荣洛的来信，信中明确邱飞海已经接受了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和戴维斯杯赛的提议。但是吴仕光依然没有告诉他最终决定。
3个月后的1924年7月24日，葛雷再次收到韦荣洛发来的一封电报：“一段时间以来能否组队一直悬而未决，但我最终还是组建了一支相当棒的球队，代表中国参加即将到来的戴维斯杯。我放弃了参加奥运会的念头，一来是因为网球项目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二来因为我的老搭档吴仕光没法与我一同参赛。”
1924年9月22日，葛雷回电韦荣洛，他在信中说：“我已收到您7月24日的来信，非常遗憾中国没能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理解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想法。中国队在戴维斯杯上的表现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也祝贺你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李传奇指出，1924年巴黎奥运会报名过程是由葛雷与组委会负责沟通，但具体人选是由韦荣洛根据当时具体情境确定的。由于葛雷以及大部分运动员都身处不同地方，只能依靠电报和信件进行沟通，这无疑增加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不仅影响最终名单的确定，同时给是否能够走向巴黎奥运会增加不确定性。”
百年启示
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最终结局是，中国网球选手虽然成功报了名，但没有去参赛。这是郭红卫和李传奇两位学者对这一历史事件先后投入研究后得出的相同结论。
李传奇认为，葛雷当时作为远东体育委员会的名誉*，努力推动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尤其以积极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为重点，期望通过体育的国际交往带给外界全新、健康的中国印象，让那些对中国人一无所知的国家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这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的。
“然而，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实质性缺席。当时的政府对于体育方面的对外事务根本无暇顾及，而由外国人主理的远东体育委员会并没有获得群众基础。”
李传奇说，中国的奥运梦想根本上讲是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中国人应当是参与的主体。缺乏中国社会普遍参与支持的一手包办式的奥运参与， 注定是有先天缺陷的。
对这段历史，郭红卫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奥运赛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志性事件，但他们未能出现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网球赛场，又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百年后回眸，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中国记忆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郭红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为加强，综合竞技体育实力也大为增强。
“中国运动员再也不会像100年前那样，在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大赛时遇到韦荣洛等人曾遭受的困难和窘境。中国人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奥运领奖台之上，而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成功在家门口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也诠释了国运兴则体运兴的道理。”郭红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