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亭区西集镇政府驻地东,被群山所包围着的一片数千亩的高地,即是古蔇国遗址所在地。而在今兰陵县缯(鄫)国故城遗址北面泇水支流阳明河上游地区,也有一片群山环绕的地方,也是古史记载的蔇国所在地。
为何有两处蔇国遗址?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商代蔇国从今山亭分支东迁,另建一国“东蔇”,明清之后,“西蔇”又讹传为“西集”至今；还有一说,兰陵之蔇国要早于山亭的蔇国,“西蔇”是“东蔇”的后人迁移所建。造成两种说法的原因,至今成谜,有待方家考证。
虽然东西蔇国的建国时间难以考证,但蔇国子民有着共同的祖先——篯(jiān)铿。相传篯铿擅长做野鸡肉羹,被尧帝大加赞赏,于是封他到彭城。篯铿在彭城建立了大彭国,地方在今徐州一带。彭姓人以江苏徐州为根据地,然后分支出去散居各地。蔇国就是夏商时期大彭国分封蔇子的地方。
蔇国又称蔇子国,那蔇子是谁?明代编纂的《峄县志》卷四解释:“蔇子,颛顼(zhuān xū)高阳氏之后,陆终第三子,曰翦,即篯,字铿,封于彭,是为大彭。其后封于蔇。”兰陵文史专家穆振昂先生在退休后研究党史和地方史,齐头并进,被称为“兰陵活字典”。经对以大彭历史为线索的搜寻,穆振昂认为,蔇国就是夏商时期大彭国分封蔇子的地方。
翻开5000年中华文明史,在神话传说与信史记载的时空隧道中,可查到蔇国的先祖——彭祖,即王羲之笔下“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彭祖。《五帝本纪》记载:“尧老,使舜摄行天下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人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举用,未有分职。”
“彭祖”是五帝尧时的人物,也称为大彭。《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彭祖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彭祖开始在尧帝身边供职,经历夏、商两朝,是一位活了八百岁的长寿之神,他的养生之道,后人整理成一部《彭祖经》传世。史学家认为,所谓彭祖寿长八百,实际上是大彭国存在年限,也是历代彭祖担任部落方国首领总的年限,彭祖是大彭国君的称谓。
据彭氏家谱记载的彭祖史料,大禹四年(公元前2100年)五月,篯铿归都复命,被大禹封于彭城(今徐州)。后来,大禹儿子启在位期间,篯铿的孙子伯少(寿、大彭)为夏启司空(管理工程事项)。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大彭国是商代诸侯中的东方霸主,只是地位降为“伯”爵,其势力十分强大,以今徐州为中心的鲁南苏北地区,为其所属。大彭与奄、优、邳互为盟国。
公元前1549年邳人、优人发动了反对商王朝的叛乱,战争时起时伏,时紧时缓,延续十多年。商王朝封彭伯为大彭国君,令其平叛。《竹*年》记载:“河亶甲三年(公元前1532年),彭伯克邳。”平叛后,大彭国势力上升,封地疆域扩大。
大彭国居于东方黄淮下游的东夷地区。殷商初建,帝官拜彭祖(也称彭伯)为贤大夫,有妻四十九,生子五十四,彭伯在大彭国周围为子孙封地。今兰陵泇水之上曾有禹后建立的缯国,作为夏代遗留下来的部落方国已臣服商王。缯国占据泇河中游有限的区域,小国寡民,与世无争。沂河以东是东夷人的区域,保持独立,不曾臣服商王。
公元前1339年,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大彭国为商朝东部最大诸侯国。为维护对东夷相邻区域的统治,彭伯便将翦封于缯国之北相邻的一片宜于放牧和耕作的山涧草地,建立蔇子国(今兰陵县车辋镇一带)。缯国有平原沃土,以农耕经济的丝织业、种植业为主；蔇国是山林草地,除有少量农耕土地外,畜牧、狩猎是他们的生存手段。
见证齐鲁会盟
彭伯之子翦被封的土地,在今天看来,也是丰饶,群山怀抱,临水而居。汉朝许慎《说文》对“蔇”本义的解释是:“蔇,草多儿。”古蔇国本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先民曾赶着羊群到这里扎寨定居,从事放牧和农耕。
在《左传·春秋庄公九年》中有记载:“公及齐大夫盟于蔇。”说的是公元前685年,鲁庄公和齐大夫在蔇地会盟之事。
这次会盟,对齐鲁两国来说,皆可载入史册。原来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出访齐国,因为相互争夺文姜,被情敌齐襄公暗*。鲁桓公死后,他的儿子庄公继位。之后,由于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小白预知齐国将有叛乱,便和鲍叔牙跑往莒国寄身。
鲁庄公八年,齐国大臣公孙无知*死齐襄公,自立为君。齐国大臣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大夫雍廪*死公孙无知。这时,齐国无君,鲁庄公想送公子纠回国为齐君,于是便有了蔇地会盟。
按礼制,鲁庄公是不能与异国的大夫盟会,身份地位不等,但特殊情况下,齐国没有国君了,只能与大夫盟。所谓齐大夫,实际上就是管仲和召忽,因为这两个人护送公子纠逃到了鲁国,他们盟会的目的是把公子纠送回齐国去继位。
公子纠是齐襄公的弟弟,其母为鲁女,所以逃到鲁国去避难。齐襄公还有一个弟弟公子小白,其母是卫女,齐国大夫鲍叔牙护送他到莒国去避难。诸儿、纠、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儿子,诸儿是嫡子,继承了君位,称齐襄公。纠和小白都是庶子,尊称公子,也是齐国的大夫,但身份比其他大夫高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白先于公子纠入齐即位,是为桓公。这年夏天,鲁庄公进攻齐国,送公子纠回国当国君。到了秋天,鲁国军队同齐国军队在干涸了河边进行战争,鲁国军队溃败。鲁庄公丧失了他的战车,坐了一辆驿传的车跑回去。为他驾驭战车的秦子、梁子带着他的旗帜逃避到河下面的一条道路上,所以两个人都被齐军俘虏了。
齐国大臣鲍叔牙率领着军队来到鲁国对鲁庄公说:“公子纠,是我们的亲人,请你*掉他。管夷吾、召忽,是我们的仇人,请让我们亲自处置,满足我们的心愿。”于是被迫无奈的鲁庄公把公子纠*死在鲁国的生窦(今菏泽北),召忽为公子纠自*。管仲请求鲁庄公把他囚禁起来,鲍叔牙前来解押管仲,到堂阜(今临沂市蒙阴县西北)时,就为管仲解开了绑缚的绳子。
回到齐国,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管夷吾的治国才略高于高侯,可以让他做宰相。”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意见,重用管仲,开启了称霸的征程。
而齐桓公在即位第二年,因鲁国欲纳公子纠之事,怀恨在心,在公元前684年,率军攻打鲁国,进行报复。这就是著名文章《曹刿论战》所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齐鲁两国可以说是恩恩怨怨,国仇家恨纠缠不清!
春秋晚期余绪仍存
蔇国存世多久?它和周边国家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在典籍中鲜有记载。无论如何,它都无法摆脱弱肉强食的历史规律。而蔇国与大彭国的渊源,更是破解其历史变迁的主脉。据穆振昂介绍,关于大彭国的演变,最早在《国语·郑语》中载:“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说:“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国也。《外传》云殷末灭彭祖国也。”
司马迁没有说明“殷之末世”具体年份。经查《竹书纪年》的记述,应当在商朝中期武丁时期。《竹书纪年》说:“四十王年,王师灭大彭。五十年,征豕韦,克之。”武丁在位时,把强大的鬼方、大彭、豕韦先后消灭,《尚书·无逸》中称赞说:“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要全力推行王道,不能任诸侯大国不受制约的扩张发展,平定反叛,建立稳定的殷商王国。这样一来,为商朝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彭国,最终还是被强大的商王朝作为反叛诸侯消灭之。蔇国是大彭国的封地,理当一同诛灭。
而历史总是给人惊喜,很多必然中蕴含着偶然。1987年,在临淄齐国故城以北白兔丘出土了一件与蔇国相关的青铜器——蔇可忌所作媵女铜敦,铭文曰:“唯王正九月,辰在丁亥,蔇可忌作厥元子中姞媵敦。”时代为春秋晚期。
据著名的中华民族源流史学家何光岳先生《鲁国的来源和迁徙》文中称:“鲁国先后并吞了极、鄟、邿、焦、檀、甲父、费、邹、根牟、铸、茅、缗、郜、单、厥、蔇、郓、姑蔑、卞、颛臾、任、潜等小国。”
据潍坊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敬明分析,蔇可忌所作媵女铜敦在齐都临淄出土,一是说明蔇小邦弱国至春秋晚期气息尚存,只不过早已经归并属于鲁国了；二可证之蔇与齐国通婚,古者同姓不婚,春秋著名“高子”戈以及蔇可忌所作媵女铜敦出土的地点,距姜齐贵族高傒之墓不远,应如临淄齐都博物馆馆长张龙海先生所言,是从墓中坍塌流转到河流中去的。或此墓地同属于姜齐贵族,故蔇与齐国姜齐通婚的可能性最大。
蔇可忌所作媵女铜敦出土不久,适值山东省先秦钱币研讨会在临淄召开,孙敬明得陪吉林大学何琳仪先生承齐都博物馆馆长张龙海之雅意,得以观摩此器。此事过去十数年后,孙敬明在临沂私人收藏家手里得见所藏当地出土的铜敦,铭文字数远远超过此器,但同属蔇可忌所作媵女器。由此可见,蔇虽然小国,至春秋晚期余绪仍存。
蔇国是靠什么在诸多大国的夹击中生存下来?除了富饶的山水土地,跟蔇人的智慧也息息相关。不知多少往事,被淹没在风尘中,待后人解读。西晋杜预所著《春秋左传经传集解》载:“蔇,鲁地,琅邪缯县北有蔇亭。”1700多年前,蔇国所在的地方叫蔇亭,亭是当时郡县制以下设置的行政机构。
唐宋以后的史籍中对蔇地历史也有研究记述。南宋孝宗年间学者罗泌著史书《路史》“高阳氏后”中说:“沂之承有蔇亭,即古暨国。”特别注明春秋时“蔇”也作“暨”,为鲁国疆域,西晋时称蔇亭,属琅玡国缯县的城邑。
“明代万历年间编著的《峄县志》记载,蔇亭地尚存,有盟台也。”穆振昂说,这透露出一个信息,明代时尚有盟台古迹可寻,《峄县志》还载:“土台高数尺,方广数千亩,居人呼为盟台。”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先秦时期的历史地图上,“蔇”相邻的南北有“缯”“虚丘”两个地名。据编纂《苍山县地名源》的石传俊先生考证,蔇地在鄫国故城东北20里,即今车辋镇驻地。古时曾有盟台,今已无存。“虚丘”春秋时为鲁邑,在抱犊崮山区东北泇河与沂河流域的分水岭处,大致位置在今兰陵县与费县交界处,以沙丘地貌为主的岭地上。
向南迁徙过大江
在历史的碎片中,蔇国并没有完全灭亡。南宋孝宗时学者罗泌著有《路史》一书,采用道家等遗书的说法,通过考证,再上溯高推了旧史所称“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路史》于“高阳氏后”提出:“沂之承有蔇亭,即古暨国,彭姓,其派者为诸暨,有概浦、诸山,隶越。”提出沂州承县所属的蔇亭,在古代有暨(即蔇)国,彭姓建立,后流徙到南方叫诸暨,后为吴越所属。
清代考据学家、诸暨人郭凤沼编有《诸暨青梅词》一书,对诸暨沿革进行注释,在引用《路史》上述记载前说明:“诸暨即诸稽,为得其实。盖大彭、豕韦,近在王室,迭为商伯。诸暨僻居夷狄,故莫之数矣。”郭凤沼赞同“沂之承有蔇亭,即古暨国,彭姓,其派者为诸暨”这一记载。又说“按少康少子所封,初在(诸暨)县北一隅,与今山阴、会稽两县连界,自外皆诸暨地也。及商灭诸稽,而夏后氏后并有其地”。清光绪时编纂有浙江《诸暨县志》,已将上述观点载入县志。
这段历史把蔇国迁徙和诸暨链接起来,今兰陵县域内彭氏蔇国在3200年前的商代就已南渡吴越,比萧氏永嘉南渡时间还早1500年。
彭氏蔇国的迁徙充满神话,为证明历史的真实,史学界皆以当今的考古发现为佐证。山东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中国古代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和夏商时期的文化典型。兰陵县南桥小湖子文化遗址及相邻的邳县大墩子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属于龙山文化的类型。
让考古界感到巧合的是,浙江良渚文化(公元前3200─前2200年)和鲁南苏北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有很多惊人的一致。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
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考古学和历史学家称其达到“酋帮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
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时期内,史家对其认识一直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宋代关于派生诸暨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良渚考古的文化发现,恰好证明古籍记载的诸暨由北方蔇国流徙迁来的说法不是无中生有。
我们不难想象,3200年前的古蔇国先民们,在商王大军追逐下,彭祖放弃蔇国山寨,驱赶牛羊,南下茫茫江淮平原,逐水草而居,乘竹筏渡江,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历尽艰辛,迁徙至诸暨一带,繁衍生息,为后来吴越文化的兴起作了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