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记载了古典志怪的奇书，《山海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是极高的。其内容庞杂丰富，从山川湖海、金银铁矿、奇花异果、异兽珍禽，再到巫礼祭祀、宗教民俗、鬼怪神仙几乎无所不包。
书中不但囊括了各类远古氏族的地域资料，还详细记载了多种奇特的民俗与神话传说。它既是无数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又网罗了丰瞻繁富的地理人文知识，堪称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中。原文中明确写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可见《山海经》在此前便已有成*录，而因为书中描写过于荒诞奇异，故司马迁作史时不敢以之为参考。
西汉的刘歆是最早负责《山海经》的整理工作的，而且其明确指出《山海经》创作者为禹、益二人。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记载道：“已定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 ，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的王充又在《论衡》中进行了补充。
他认为禹、益一同治水，其中禹主要治水，益主要记物，然后将其所见所闻编为《山海经》。此后，“禹益所记”这一观点，也纷纷得到了赵哗郭璞等学者的广泛支持。
到了20世纪中期，旧的禹益说被逐步推翻，其后又出现了邹衍说与随巢子说。邹衍，原为战国齐临淄人，著作有《始终》。其主张大九州说，认为神州之内有九州，而九州则环绕于无尽的大瀛海中央。
此观点虽说与《山海经》的整体世界观有几分相似之处，但并不足以作为支撑其为创作者的依据。而随巢子说则是由卫聚贤提出的，卫聚贤认为此书乃墨子弟子随巢子作，但此观点的支持者则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