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徐悲鸿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再次给张大千去信，邀请大千到北平艺专（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并许以月薪3000斤小米。
尽管30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的最高待遇，但对张大千来说，这是杯水车薪，远不够养活他一大家子的，加上他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无法适应，特别是他在成都还有若干家眷以及他的弟子们，如若只身悄然成行，他的家眷和弟子恐怕遭国民党荼毒。如果携家眷前往，显然又走不脱，这让张大千踌躇不定，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1949年11月，张大千的画展在台北隆重举行，他见到了不少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听到了不少大陆的消息，让他有所担心，但他也不愿意委身于国民党。就在这时，张大千遇到了他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当时于右任刚从重庆飞到台湾，家眷都没来得及带出来。
于右任见到张大千，大吃一惊，让他抓紧回成都接家眷。张大千顿时心急如焚，正不知如何是好事，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邀请他赴宴，在宴席上，他遇到了另一位好友，有“北张南溥”之称的画坛巨擎溥心畲。溥心畲已经定居台湾，也力劝张大千迁居，陈诚听说张大千还有家眷在成都时，大呼再过几天就来不及了，立刻安排张大千乘军机回成都。
然后命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捉弄人，张大千本来认为全家都可带走时，机票却发生了难题，尽管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但只有3张机票，除了张大千和徐雯波，只能带走一个人。在大太太曾正蓉、三太太杨宛君以及众多孩子当中，张大千听从了徐雯波的建议，带走了已经与他离婚的二太太黄凝素的三岁女儿心沛。
张大千三太太杨婉君
徐雯波的举动令人费解，至今还是个迷。因为当时徐雯波已经有了三岁女儿心碧和二岁儿子心建，都留在了大陆。据分析，徐雯波当时以为此次离开只是暂时，避避风头后可以再回来，但没成想，此次离开大陆之后，张大千和徐雯波再也没能回来。多年以后，当徐雯波得知女儿因病而死，儿子在文革中因受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的罪名受到牵连，不堪忍辱卧轨自*时，徐雯波肝肠寸断。
张大千（前中）于右任（前左）张群（前右）
1949年12月6日，成都新津机场，张大千好友，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把张大千送上了前往台湾的专用军机，张大千携带了80公斤的书画，这里面有它多年的收藏，也有他毕生的心血作品。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这是张群秘书，知名书法家冯若飞对张大千所藏书画的评价，其中一幅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当年溥仪被逐出宫时随身携带仅有两件作品中的一件，价值连城。
定居巴西，《韩熙载夜宴图》归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