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季节，读一首诗吧，或者一本书。
《毒理学破案手册》
【美】黛博拉·布鲁姆/著 温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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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看推理小说或相关影视作品时，氰化物是一种最常见的毒物，标志性描述是有“苦杏仁味”，当时大概也产生过疑惑：这种对毒物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然而在引人入胜的推理之下，这样的疑惑在脑中也只是一闪而过，不曾去探究。这本《毒理学破案手册》可以说与此疑惑有关。
1918年，病理学家查尔斯·诺里斯和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特勒在纽约创建了毒理学实验室，当时毒理学还不是一门站得住脚的科学，然而在一宗又一宗的案件中，他们的科学侦察，使其成为了一门令人敬畏的科学。本书以11种毒物为线索，讲述了两位科学家的工作。有毒药，有谋*，也许这本书亦有阅读推理小说般的快感，但在此之外，这本书更交织着二十世纪初的科学、政治、社会等多重面相，比如在甲醇、乙醇的中毒故事中出现的“禁酒令”，比如居里夫人口中的“我美丽的镭”，它不曾被视为危险，甚至用于医疗，推广到日用消费品中，还有“镭女孩”控诉之路上的多重阻力……
《翻译侦探事务所》
赖慈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3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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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侦探事务所”是台湾师范大学赖慈芸教授的博客。为什么要开这家事务所？因为“台湾翻译书目问题重重，伪译众多，译者不详的、代以假名的、署以‘编辑部’的，甚至张冠李戴的都有”。据赖教授研究，目前“已确认为抄袭的译本超过一千四百种，被抄袭的‘种子书’超过六百种，有些种子书甚至被抄袭了二十多次之多”。之所以抄袭盛行，首先是政治原因，其次是人事原因，再次是生意原因。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所有身处大陆的译者的译作都列为禁书。“可怜台湾人才刚刚脱离日本统治，还在学北京话和‘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哪里一时生得出那么多译者，既要外文够好，还要能写白话文。”因此，把“大陆的译者名字涂掉，出版他们的译作，既无政治风险，又有书可卖，还不必付译者半毛钱，就成了出版社赚钱的方便法门”。抄袭抄多了，难免“消费名家，例如俄国作品都算耿济之翻译的，莎士比亚都算朱生豪的，连林语堂名下都多了好几本译作”。赖教授本就痛恨抄袭，面对台湾特殊的翻译史，更觉得“身为译者与翻译研究者，为前辈译者恢复名誉责无旁贷”，于是她以是否署名、出版社、年代、用语、序跋为线索，寻找可疑译本，再去找大陆译本比对，“大概九成五以上都能破案”。当然《翻译侦探事务所》里的文章并不限于破案，还有许多精彩篇什呈现了大时代下翻译与政治、权力、禁忌的关系，译者的命运，她这一世代的翻译记忆，以及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有趣现象。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
孙述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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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全怪读者，因为这书是的确很难看的。字数惊人之外，书中生动的对话多是明末山东的方言，今日的读者往往读也读不来，更遑论欣赏那特别的味道。版本又糟，几个版之间大有出入，而每个都有讹漏。小说又有不少当今读者不喜欢的‘缺点’，使我们从开首就对它生出偏见。而书又写得深沉，比别的中国小说都深沉得多。一般人若是带着看淫书或看消闲书的心情来读，看见只有些家庭琐事，没有《水浒》中的天上星宿降生来播乱尘世与讨平辽国，没有《红楼》中的补天遗石降生为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公子与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小姐恋一场最漂亮的爱，怎么肯看下去？”
“这书”指的就是《金瓶梅》。孙述宇在其《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的自序中如此评说了这部奇书，更把它与《水浒》《红楼》做了一番比较。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这本书，简洁而犀利。作者点出奇书《金瓶梅》的卓越之处：“作者同时用了更是多得多的笔墨在一件其他作者所不愿多语的事上，那就是死亡——佛家称之为‘无常’的人生重要课题。”
再摘引一段如下，出自书中章节“宋惠莲”：“宋惠莲的画像，让我们看见《金瓶梅》的写实艺术是多么的认真。我国小说的读者，历来都不甚懂得写实艺术，看到小说中的动作与对话生动活泼，就会很满意，通常不再追问是否有更深的人生真实。比方《红楼梦》，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伟大的写实主义小说，原因是书中有很丰富的细节与生动的对话。《红楼梦》里的晴雯，与惠莲颇有相类之处，同时亦有许多地方恰成对照的，若把两人比较一下，很可显示两书艺术的分别。两人都是丽质天生，外有轻佻淫荡之名，内有贞操之实。红迷会指出，这两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惠莲连从一而终都做不到，而晴雯却真正是‘清操厉冰雪’，她虽然得到宝玉钟爱，自己也深爱宝玉，却一点儿也不透露出来，而且对他不假辞色，直要到最后两人在病榻上会临终一面之时，她才说出深藏的情意，并用牙齿咬下两条指甲给他留永恒之念。这故事好像很动人肺腑，但同时也是幼稚得像十多岁情窦初开的少男编来讲给十多岁少女听的，哪里比得上惠莲故事之能反映出复杂的人生？又哪里及得到惠莲故事以不贞妇人来写贞节那么惊人与感人？两个故事的叙述方法也完全两样：《红楼》的故事中，晴雯的贞洁是毫无疑问的，读者从头到尾都如作者一般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是王夫人由于一时误会而枉加给她淫荡的恶名而已。王夫人的误会何以竟一直不能消除而要晴雯屈死，这是关乎本书艺术本质的关键问题，答案也许很多，但最根本的显然还是，非此便不能引出故事的精髓部分，即是那荡气回肠的永诀与私祭场景。这些场景，乃至这整个故事，明白是写来‘赚人热泪’的，事实上后来果然改编成许多戏曲，供人叹赏。若说这种唯情的作品是在认真对待人生问题，我们就太不认真了。惠莲的故事正相反，惠莲的行径如何，书中人物所知并不比我们读者为少，他们对她的节操判断错误，不是由于知识不足，只是由于见解与同情不够，而他们的错误，我们读者也一直都在犯着。这么认真的写实艺术，真是难能可贵，在我国小说史上太罕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