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坟》，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四版。
好在俞氏此文写成三个月之后，即1936年6月1日，由武汉《西北风》半月刊（第三期）发表时，由俞氏本人提供了一张当年的“合影”，也一并随文发表了出来。至此，关于鲁迅在1927年新年第二天，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方才图文并茂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1927年1月2日，在厦门南普陀坟地间，鲁迅、林语堂与泱泱文艺社青年合影。
当年的摄影地点，确实位于一块高低错落、布满坟头的坡地之间；“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或席地而坐，或盘腿趺坐，或跷着二郎腿，或径直趴在草地上，神形情态皆轻松自若。那居于照片中央位置的，则是一袭长衫，随意坐于坟地间，右臂还盘搁在一块墓碑之上的鲁迅。其人正前方，则是一身西装革履，侧身斜倚于坟地间，身侧还搁着一支“文明棍”手杖，绅士派头十足的林语堂。照片上部中央空白处，写有“留别鲁迅先生撮影纪念，一九二七，一，于厦门南普陀”字样。
初次看到这张“合影”者，恐怕都不得不惊诧莫名一番。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中青年学者或作家，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踞于无名坟地之间，仿佛将这本有着诸多民间忌讳的地界，径直做了新年文学沙龙的场地。
关于这张合影，俞氏在初次撰文忆述二十年后，复又重新修订旧稿，以《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为题，于1956年10月发表在了《文艺月报》，其中又有这样的记述：
“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
至于说鲁迅曾拟将在坟地中的单人照，用作自选集《坟》的插图，但可能因故没有在是书初版时“赶印”出来；后来三次再版重印是书，也还是未见将这张照片附印，究系何种原因，至今还无从确考。
俞氏时隔二十年的这两次忆述，两次提到鲁迅的那张单人照，因为照片本身迟迟没有现身于世，也令后世读者亟欲一睹真容的兴致倍增。其实，若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当年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鲁迅先生作品展览会”的读者，就会惊喜地发现这张照片，就曾现身于展览会上。如今，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已为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鲁迅当年将其赠与作家章廷谦（字矛尘），并题上了“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鲁迅题赠章廷谦（矛尘）。
仅就笔者所见，鲁迅在厦门坟地间的单人照，除了如今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中，鲁迅签赠章氏的这一张之外，应当还存在另一个“版本”。
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1年11月印制的《鲁迅》图片集中，就有一枚印有标示为“鲁迅1926年秋摄于厦门”的照片影印件，经与鲁迅签赠章氏的那张单人照的图像比对，应为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但无论是拍摄的取景角度，还是鲁迅本人的身姿，二者又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或也正因如此，书籍编选者在标示拍摄时间上产生了误判。
无论如何，考索至此，鲁迅在1927年新年来临之际，却偏偏要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之来龙去脉，终于全部浮出了历史长河的幽深水面。那个时代学者迎接新年度、开启新生活的方式，真真是思想上的特立独行，更兼言行上的标新立异，称得上是对旧时代去意已决，对新时代满怀期待，因之一切自发之创新，皆为彻彻底底的辞旧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