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今研》
裘锡圭 著
中西书局
《老子今研》是裘锡圭先生利用出土简帛本研究《老子》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但实际上裘先生校读《老子》的工作，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参加马王堆帛书整理工作，跟“中国古典学重建”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一样，也是前后横跨了四十余年。裘先生的《老子》研究，是对“中国古典学重建”的践行和示范。
“《老子今研》——带你重新认识老子”这一题目，看起来有些像广告词，实则是有“出处”的。裘锡圭先生2013年撰写、发表的《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一文中讲到《老子》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能立足于简帛本，并充分考虑今传各本，认真整理出一本比较接近原貌的《老子》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位跟一般思想史著作告诉我们的相当不一样的老子。”（《出土文献》第四辑，16页，中西书局2013年；《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论集》，32页，中西书局，2018）此题可以说就是从裘先生自己的话里来的。我觉得这句话很能概括裘先生关于《老子》的研究。简而言之，他的《老子》研究的目标，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老子》文本的原貌，探明《老子》思想的真意，这就必然会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老子很不一样，称得上是“带你重新认识老子”。
这又让我想起一篇已收入《老子今研》（中西书局，2021）一书的文章，那是裘先生2012年6月9日在纪念章培恒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章培恒讲座”上所作的演讲《〈老子〉第一章解释》。开头裘先生说，“我们知道，章培恒先生治学的精神就是‘勿为常见所囿’”，并举了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其他人的自己独特的见解”，然后他说：“对于《老子》第一章，主要是对《老子》第一章开头的两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有跟一般看法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还是符合章先生治学精神的，所以我选择这个题目来讲。”（《老子今研》93—94页）我想，这既是章培恒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裘先生的“夫子自道”。大家只要读一下本书所收的各篇文章，不难发现，裘先生每写一文，一般总有“不同于其他人的自己独特的见解”，决不因循守旧，重复前人。所以，“带你重新认识老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确是裘先生研究《老子》的一种学术追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新解
另一方面，裘先生的研究也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根据材料出发立论。所以他的“新”，往往是获益于新材料，即受到新出土文献的启发，从而得到“新知”。比如上面提到的《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解释，裘先生所以能翻出 “新解”，是因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这一章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在“道可道”、“名可名”两句后都有“也”字，这就只能解释为“道是可以‘道（言说）的，但不是平常的道；名是可以‘名（命名）’的，但不是平常的名’”，而决不能作一般所熟知的“可道的道不是常道，可名的名不是常名”那样的解释。如果没有马王堆帛书这个新材料，我想即使裘先生对传统的解释感到怀疑，他大概也不会郑重其事地来做这个新解的。后来，裘先生了解到事实上前人早已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从唐代的道士李荣、宋代的司马光，到现代的洪家义、周生春等学者，特别是周生春先生，他在1992年发表的文章《帛书〈老子〉道论试探》里，已根据出土帛书本对第一章这两句话作出了合乎事实的新解释。郭永秉先生为此撰有《关于〈老子〉第一章“道可道”“名可名”两句的解释》，对这一段学术史作了详细的梳理和说明。裘先生在郭文之后写了一段“跋”（见郭永秉《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3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他在收入本书的《〈老子〉第一章解释》的第一节之末也加了“校按”，严厉地批评了自己的疏失。这也是裘先生对待学术“实事求是”的表现，一旦得知自己的观点已有人讲过，虽是彼此不谋而合，他也一定想方设法加以弥补，决不掠美，并诚恳地承认错误，作自我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