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绍的书是《甲骨文的故事》。
甲骨文是中国，乃至东亚，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具有很高的价值。首先证实了殷商王朝的存在，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了1000多年。商朝灭亡后，甲骨文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甚至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十分苦恼，由于缺乏材料，商代的事情难以弄清楚。可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得益于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可以窥探到商朝的国王与奴隶，气候与收成等各种记录，把商朝的大大小小的社会生活尽收眼底。
除此之外，甲骨文还有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它作为一套文字系统，提供了中国早期汉字的形态，勾勒出一条从未中断的中国文字的传承脉络。世界上其他文明大多通过建筑、器物来塑造认同，标记文明的传承，而我们除了建筑、器物，还可以通过文字。有人说，汉字是唯一从上古时代绵延至今的文字，这种文字上的延续性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正是文字，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所以，了解甲骨文，实际也是在了解中国文明。
今天这本《甲骨文的故事》，就是一本了解甲骨文的入门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董作宾和董敏父子，其中的董作宾先生大有来头。中国近代有四位研究甲骨文的大学者，他们的字号中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还有就是这位董作宾了。1928年，正是因为董先生一句“甲骨文挖掘之确犹未尽”，才使当时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下定决心，展开正式的甲骨文发掘工作，可以说没有董作宾先生，大量的甲骨文就可能失去问世的机会。除此之外，董先生也是中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甲骨断代方法”“分期分类”等，是任何想要了解甲骨文的人都绕不开的话题。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讲甲骨文的发掘。关于“甲骨文”的问世，有两个说法，但都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北京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教育部部长的王懿荣。
一个说法是，在1899年，王懿荣不幸患上了疟疾，请了太医来诊治。太医把了脉，开了几味中药。王懿荣派人取了药，一检查，发现一味叫作“龙骨”的药很奇怪。龙骨，其实就是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王懿荣发现这些龙骨上有很奇怪的痕迹，不像图画，也不像是龟甲兽骨自带的纹路，倒像是一种文字，而且是一种比他常年研究的金石文字还要古老的文字。凭着这股直觉，王懿荣开始在北京的各大药坊收购有字甲骨，此举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古董玩家都闻风而动，由此甲骨从一味中药材摇身一变为稀世文物。
书里所讲的这个流行的说法颇有传奇色彩，但却不是很禁得起考究。甲骨文学者罗琨，她是甲骨四堂之一雪堂罗振玉的孙女，曾仔细考证过这一事实。她指出当时有字的甲骨一般进不到药铺，因为有字会被认为年代不够久远而疗效不足。农民捡到这类甲骨，要么会把字给铲掉，要么就直接扔掉了。所以这另一个说法就是，王懿荣并不是从中药药材中发现了甲骨文，他只是向来爱逛古玩店，在1899年的一天，有古董商人收购来一批带字甲骨，运到北京售卖，王懿荣一眼就看上了，高价买下了这批甲骨。
总之不管怎样，王懿荣发现了有字甲骨，并引发了一股寻找和研究甲骨的风潮。当时，古董商为了哄抬有字甲骨的价格，刻意不让有字甲骨流入市面，所以始终不愿透露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民间的古董玩家与学者花了很长时间探问，才得到了一条相对靠谱的线索，说是有字甲骨可能来自河南安阳一个名叫小屯的村落。可当他们去到实地，发现范围还是很大，没法锁定。当地的村民说甲骨是在整地时挖到的，时有时无，若挖对了地方就会出个两三片，若挖错了地方，即使挖了三五丈地也没个着落。就着村民的话推断，如果存在挖错和挖对之分，那就说明甲骨肯定不是无心散布，而是有意埋藏，存在一个源头，可关键就在于，这源头到底在哪儿呢？
1914年，瑞典人安特生受到中国政府的聘请来到北京讲学，这意味着现代田野考古学被正式引入到中国学术界。在这个背景之下，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傅斯年任所长，它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对准了甲骨。这也就意味着官方正式介入到甲骨的发掘和研究了。
1928年，董作宾被研究所派往河南安阳勘查。当时距离有字甲骨被发现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市面上虽然还在贩卖一些有字甲骨，但大多是一些碎片了，因此有很多人觉得甲骨已经被挖掘完了，不会再有出土的希望了。董作宾不顾这些言论，不断呼吁开展官方层面的发掘，他还强调尤其要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
董作宾去到安阳后，到处向村民询问，访问了地方乡绅、古董店老板，还广泛接触了省政府官员。结束勘查后，他立马着手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详细论述说明甲骨并没有被挖完，并且还附上了一份新的挖掘计划，初步判定甲骨的源头是在小屯村村北中心地带。正是这份报告使得傅斯年下定决心开展成规模、成体系的挖掘行动。自1929年至1937年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开展了十五次发掘。
第一次发掘是在1928年10月，由董作宾主持，他带领考古队在小屯村北地先挖开了四个大坑，然而除了黄沙之外什么也没有。当时包括董作宾在内的所有发掘人员，实际并没有太多考古经验，只能边干边学。第二天，董作宾调整了计划，决定采取大规模发掘的方式，一共开挖了四十个坑，结果马上就有了收获。这四十个大坑里开出了有字龟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牛骨两百九十九片。
随后不久，傅斯年邀请了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参与发掘工作。李济可能是当时中国唯一具备现代田野考古知识的人，他加入之后提出，发掘不能只是“就地挖坑、直贯而下”，而要把地层一层层地揭开，甚至还要根据文物对地层做界定和划分，这算是当时考古学界最为前沿的方法了。随着新方法的引入，挖掘工作逐步有条不紊起来。在第三次发掘中，考古队开出有字龟甲两千多片，牛骨九百多片，更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一片完整的龟腹甲，也就是在甲骨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大龟四版”。借助这一块龟甲，董作宾发现商代有专门负责占卜的人，他将这些人称为“贞人”，贞是忠贞的“贞”，以贞人的名字作为线索，董作宾建立起一套判断甲骨年代的方法，自此考古队可以快速给甲骨进行分类，学者们也可以对甲骨展开大量的比较研究，这使得考古工作往前迈了一大步。
但考古工作也并非一直这么顺利，在第五次挖掘后，重要的收获越来越少，考古队的人数也越来越少。甚至在第八次挖掘期间，河南境内爆发军阀战乱，考古队驻扎地直接被军队所占领，考古工作一度只能叫停。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想尽一切办法继续挖掘工作。在第十次到第十二次发掘期间，考古队一连发现了十一座王陵，但不幸的是，其中一片甲骨也没能找到。
这样的黯淡一直持续到1936年，这一年春天，考古队举行了第十三次挖掘。起先一连挖了整整两天，却没有任何收获，在第三天准备收工之际，终于发现了甲骨片。工人们纷纷回到坑中继续清理。据参加考古过程的石璋如先生回忆：“直到下午四点，我们才在坑东北壁出土了一片字甲，谁知下面越挖越多，天黑时竟出土了七百六十片。”但至此还没结束，工人们再挖下去，挖到了一个窖穴，这个窖穴存放了一万多片甲骨，其中完整的龟甲有三百多版，加上其他坑所出的甲骨，总共有一万七千多片。这就是震惊世界的YH127坑。考古队一扫此前的阴霾，但马上又开始犯难，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甲骨片，如果还按以前那样慢慢在野外剔剥洗刷，会既耗费时间又不安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众学者经过重重商量，最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要把这整个区域的土壤一起挖出，装箱运走。
考古队请了三十位长工将窖坑挖大，四周都留出一定空间，避免损伤甲骨，整个窖坑这下变成了一根大大的灰土柱。之后又请木匠制作了一个两米宽、一点二米高的大木箱。工人们要用这个大木箱将土柱套住，整个过程非常之复杂，“得先把箱子套进去，然后再钉上底盖、加上铁条、撤除支撑的砖块、再将灰土柱平稳摆放，同时还要谨慎避免灰土的层次错乱，每个步骤都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凭借着一股意志，工人们顺利完成了套箱工作，但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出现了，箱子这么大，又没有起重机，该怎么把它运走呢？考古队动用了各种地方资源，借来了铁轨，制作了斜面滑轨，还从殡仪馆调来了抬棺人，最终顺利将箱子运上了地面。之后又和铁路局交涉，用一整节火车车厢将箱子运回了位于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南京，考古人员在室内展开了下一步的考古工作，他们对着灰土柱一层层地揭，再一一为剥落的甲骨拍照，但没多久，日军入侵南京，他们只能急忙装箱，仓皇运出，其间经过汉口、长沙，一直到两年后，才在大后方的昆明又开箱，这时原来完整的三百多片甲骨多已粉碎，而且上下混杂，考古人员要像拼图一样把它们拼凑补齐，进行编号，之后将上面的图案拓印到纸上，最后再摹写。这整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后来考古学中最为常见的一套方法——“室内田野发掘”或“室内考古”。
194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我国台湾，无法再继续实地考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部门接替了这项工作，分别在1973年与1991年展开过两次挖掘。这两次发掘收获颇丰，1973年出土了甲骨五千三百三十五片，1991年出土甲骨一千五百八十三片，其中有大量完整且大片的甲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出土地层明确，对于甲骨研究有非常之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甲骨断代方面，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总而言之，回顾甲骨的整个挖掘过程，它与现代田野考古这一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以及中国风云变幻的近代史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掘过程，最终让本来快沦为传说的殷商王朝都城，也就是史书上的殷墟，浮出地表。如今我们沿着考古路径，可以知道殷墟的长度大约在四公里以上，范围大约有三十平方公里，单单殷墟宫殿遗址就有约七十万平方米，由此可以想见商王朝当年的强盛。
第二部分
你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汉字。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甲骨文只是目前被发现的中国最早汉字，种种证据表明，在它之前，中国文字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一般认为文字起源于图画，是由图画逐渐简化而来。甲骨文显然已经是简化后的结果，像虎、马、象、犬等字，若参照这类动物的图形，它应该得是横着来，可为什么却成了上下结构、直立起来了呢？从甲骨上关于典册的记录，可以合理推测商朝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竹简大多是长长窄窄的一条，字太宽了就写不下，所以只能将一些左右结构的字调整成了上下结构。这和埃及文不一样，它就没有这种灵活的调整，足可以见，埃及文其实还只是一种图画，而甲骨文则已经发展到是用线条来表示符号的文字了。此外，甲骨文字只是商朝在占卜时所使用的文字，占卜本就是一件特殊事项，用字少且比较固定，按理说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应该更多，只不过可能因为记在了竹木简册上，受到腐朽，没能保存下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甲骨文是一种原始的象形文字，也就是一种根据物体实际形状依葫芦画瓢的文字。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太准确。甲骨文中的象形字确实很多，比如鱼、鸟等字，都是通过描绘动物外貌特征所创造的文字，“鱼”就是一条鱼，“马”就是一匹马，很容易就认出来了。但甲骨也不仅仅是通过象形来造字。中国的造字方法一般认为有六种，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又以象形、会意、形声最为典型，这些方法，甲骨文其实都有采用。就拿会意来说，会意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意义的部件组成一个有全新意义的字，比方说牢房的“牢”，甲骨文中的“牢”和今天中文里的“牢”，在结构和写法上的差别并不大。“牢”的本意是圈养牲畜的栅栏，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外面一圈象征栅栏，里面则是一头牛或者羊，你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参透这个字的意思，这就是会意。
再说形声，汉字中形声字可能远多于象形字和会意字，它一般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提示意义，一部分提示声音，相对象形和会意来说，形声更为灵活，能表示更为抽象的概念。比如甲骨文中的“春”就是形声字，它由三个部分组成，“日”“木”“屯”，三里屯的“屯”，其中“日”和“木”指示意义，象征春天里的阳光普照、万物生长，而“屯”则没什么意义，它就是专门来提示读音的，在古音中，“屯”和“春”是同一个读音。在甲骨文中像这样的字还有很多，这种造字方法上的多样化，实际也是进一步说明甲骨文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原始，它已经是一套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
那接着我们尝试回到历史的现场，更进一步地来看甲骨文的使用和它所记载的内容。前面有说到，甲骨文是一种商朝在占卜时所用到的文字。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想象，在商代宫廷里有一个专门为商王设立的占卜机构，当商王想要占卜的时候，会有一位“贞人”，这位“贞人”会作为商王的代言人开展问卜，然后“卜人”会负责执行占卜。占卜所用的工具就是甲骨了。但显然也不是随便一块甲骨都可以，这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同时还有等级差别，不同身份的人会使用不同的甲骨。商王的占卜通常会使用诸侯贵族进贡的大乌龟，平民或小贵族若要占卜，就使用自己领地出产的小乌龟。目前出土的甲骨，产地分布非常广泛，有来自黄河流域，也有来自南方江淮流域，甚至有来自缅甸或印度尼西亚一代的海域。选好了甲骨，再经过一番细致处理后，就可以拿来烧了，一直烧到甲骨出现裂纹，再通过解读裂纹，就完成了整套占卜流程。最终还会有专门的人，将整套流程，刻录到甲骨之上，这也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
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其实就是商朝人大大小小的占卜。从已被解读的甲骨文来看，商朝人相当喜欢占卜，任何事情都要先占卜一番才能行动。最常见是占卜天气，甲骨上关于天气的占卜多种多样，除了基本的晴雨状况，也会记载风、云、日食或其他特殊的气候和天文现象；其次是战争和祭祀，商朝在当时还只是个部落型国家，并不是大一统的帝国，外围环绕着许多小型方国，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甲骨文中就经常会问，要不要去攻打敌方呢？如果要的话，又该派遣谁去呢？以及，要怎么来征兵和练兵呢？而关于祭祀，则经常会问，要用什么来祭祀先王呢？用牛还是其他动物呢？又或是，要不要烧三头牛或是沉三头牛来祭祀河神，请它来保佑禾苗顺利生长呢？除了这类涉及国运和收成的大事，商人也试图用占卜来解决很多日常事项。比如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疾病的占卜，大到心脏腰腹，小到牙痛会不会好等。
坦白说，这些内容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丰富和深刻，相反挺平平无奇的。一片甲骨，最多也就包含四个信息，什么时间，什么人，要占卜何事，以及应验的情况，再怎么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但学者们显然不会满足于此。他们动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态度，试图从这些简单的信息中，挖掘出商朝更多的面向。
比如最早，王国维就研究甲骨上的一系列名字。他考证出，甲骨文上的商朝高祖“亥”，其实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这个“亥”还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只不过名字被讹传成了核、该等。将这一系列典籍联系起来，王国维拼凑出了这位“亥”的完整故事，也是商这个国家起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早期商朝畜牧业特别发达，“亥”作为部落首领要和其他氏族沟通，但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不测，他的弟弟王恒继承了首领职位，与敌方求和了，但亥的儿子微坚持要报仇，他凭一己之力*灭了仇敌，同时展开了夺权，最终建立起了商族国家。除此之外，王国维还从王亥这个名字出发，考察出商朝的整个世系脉络，并且与《史记》进行了比较，他发现甲骨文所记载的信息与《史记》几乎可以完全对应。正是这个发现，让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不得不承认商朝的存在，商朝从此不再被视为传说，而被视为中国历史正当的一部分。
再比如，在对甲骨文的研究中，还有一派是对商王武丁的研究。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来自武丁时期，并且目前还没有发现早于武丁时期的甲骨文，所以有学者推论，武丁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决定将文字刻上甲骨的商王。
总之，从清末到今天，无数的学者围绕甲骨展开了极为细致的研究，他们将甲骨建立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并且收获了无数硕果。现存的甲骨文虽然总共只有4500字，并且内容局限在占卜卜辞，但这背后的研究空间却广阔得看不到边界，它是一把绝佳的钥匙，开启了通往三千五百年前历史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