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这部儒学经典在国人心目中的认知度无疑是最高的。《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便商量撰述一些文字以纪念老师。然后由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进一步创作整理完成。
《论语》成书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到毁灭、轶失。到西汉时期留下三种版本:
1、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
2、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
3、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简称《古论》)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之处计四百多字。
西汉末年,汉成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便把两个版本《论语》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另成一个版本,称为《张侯论》。这个版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这个版本就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论语》版本。
到南宋时期,《论语》被朱熹编入“四书”之一。
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四、《孟子》
《孟子》,是由战国中期儒学大家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创作而成。主要记录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孟子》正式被列入经书,还要归功于五代时期后蜀的君主孟昶命人在石碑上刊刻了“十一经”供读书人拜读、抄写,即将唐朝时“九经”——《易经》、 《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礼记》、《周礼》,排除了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增益的《孝经》、《尔雅》,保留《论语》,同时收入《孟子》,经过饱学之士反复校对、整理后,统统镌刻在石碑上,相当于为当时天下读书人制定了一个权威的、可以长久流传的经书版本,为当时后蜀国乃至全天下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到南宋时期,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小结
《四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自宋代以来《四书》便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
二
接下来,咱们再了解一下“五经”。
“五经”,即儒家经典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其称谓源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这些诗歌产生地遍布黄河、长江流域。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据说早年间流传下来的诗歌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诗经》相传是西周晚期贤相尹吉甫对这些散落各地的诗歌进行采风、编纂,形成了《诗经》的前身——《诗》(也称《诗三百》)。尹吉甫因此被称为中华诗祖,而且他也是尹、吉两大姓共同始祖。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晚年继续对《诗》进行了编订,孔子曾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孔子之后,最早明确《诗》的整理、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因为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继承。
到汉武帝时候,《诗》被奉为儒家经典,正式命名为《诗经》。
不过到西汉时候,流传的《诗经》共有四个版本,分别有来自齐地博士辕固生的《齐诗》,鲁地经学家申培的《鲁诗》,燕地博士韩婴的《韩诗》以及赵地的毛亨、毛苌叔侄二人的《毛诗》。齐、鲁、韩三家在西汉被立为博士,他们传承的《诗经》版本在当时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是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承下来的版本。
二、《尚书》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说为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比如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书)。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因此,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重要的地位。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的孔门弟子伏生冒着*头罪名,将《尚书》藏匿在墙壁之中。等到西汉初年天下安定后,伏生回到家中,发现墙壁中仅存《尚书》29篇。他便将这29篇《尚书》残本,抄录整理,教授于齐鲁之间。
后来汉文帝继续大兴“文治”,寻找散落民间的《尚书》,此时伏生早已年过九旬,无法远行。文帝便派太常使掌故晃错亲自到山东邹平伏生的老家,由伏生口述、女儿羲娥代言,记录《尚书》28篇,该版本被后人称为《今文尚书》。
不久之后,西汉鲁恭王刘启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其中也藏匿着一部《尚书》,这个版本后来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后,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两版《尚书》全都散失了。
直到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清朝时期,经学大家孙星衍创作了《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 将《尚书》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清华大学文化泰斗李学勤(2019年3月逝世)等专家对一批战国时期楚国竹简深入研究,在其中发现了隶属于秦王朝焚书坑儒之前的古版本《尚书》,该版本即便是当年的司马迁、汉武帝等人也未曾见过,因而更接近原作。通过对这个版本《尚书》的研究,专家们已经基本确定,东晋梅赜献给朝廷的《古文尚书》是伪作。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参与对清华简的研究,有关《尚书》更多历史奥秘还会进一步问世。
三、《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