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趁战乱洗劫，进一步破坏了园内双鹤斋、海岳开襟等残存建筑。许多建筑和桥涵中残留的柱子全部被锯断、拉倒，作为木料运走。
一时间，京城东直门内以及清河镇的木材堆积如山，交易兴盛，许多小炭厂也应运而生。一些小材小料、枝丫、树根都被烧成了木炭，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源自圆明园。
这次破坏性的劫难被比喻为“木劫”。
袁世凯登台的民国初期，圆明园废墟中，无论地面的方砖、散落的屋瓦、墙砖、石条，还是地下的铁钉、木桩、铜管道等，但凡有用之物都被洗劫一空。
年年都有大车小辆从圆明园内盗拉物料，而且一拉就拉了二十多年···。这被称之圆明园的“石劫”。
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
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
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央公园；
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被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它石件出售。
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拆走了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所有木料；军阀王怀庆在修建达园时，拆走了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
据说，张作霖死后在东北抚顺修建的“元帅林”，也挪用了圆明园内的一些石料。
如今，人们在北京大学西门内看到的一对华表，乃是当初燕京大学翟牧师从圆明园遗址中私拆移来的。
1928年，大水法遗址的一些石料，还被军阀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
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
有一则史料，详细列出了几十笔圆明园遭受“石劫”的记录，其中不乏：
“中央公园初创，1915年2月至1927年，三次由圆明园运走太湖石一百五、六十块、云片石百车。”；
“陆军13师自1919年9月至1922年9月，拆毁圆明园藻园门至饽饽门砖墙及园内山石，虽经溥仪内务府致函步军统领衙门查禁，仍拉运出售。”；
“ 1930年，翻修海淀至玉泉山石渣公路，经市府批准，拆除圆明园南边虎皮石围墙4800米，砸碎石块以补石渣之缺”等等。
至此，圆明园经过火劫、木劫和石劫，园内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只剩下盗不走的山形水系。
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种地自补。从那时起，一些农户陆续进入圆明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粮。
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仍有人在圆明园遗址内挖土山填湖、挖建筑地基、开办养鸡场、建专用基地等，把园内山形水系弄得乱七八糟，这一段被称为“土劫”。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先后将其列为公园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旱地、进行大规模植树绿化。
在“文革”中，遗址虽然遭到一些破坏，但基本被保住了。
1976年，北京市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遗址保护、园林绿化有了明显进展。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
正觉寺是一座典型的皇家佛寺，位于圆明园绮春园的西侧，后被人为侵占毁坏。2002年12月，圆明园管理处开始对正觉寺进行清理，并委托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对正觉寺的修缮复建进行设计。
一期修缮工程于2003年9月底竣工。2009年12月16日，正觉寺复建保护工程正式开工。复建内容包括天王殿、三圣殿、最上楼、六大金刚殿、东转角房、东路辅房、掖门、院门、值房等。经过9年修缮，圆明园正觉寺已经以展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衷心感谢各位朋友阅览《掌心春秋》。如果您喜欢本栏目，可点击栏目右上角的提示“订阅”或“关注”。我们共同赏析历史趣闻，回忆历史往事…（声明：本文配图均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