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诗坛上，有两个最具标志性的诗人：郭沫若和冰心。他们的诗歌虽都具理性启蒙色彩，但却因鲜明的个性显示着男性诗歌和女性诗歌的不同内涵与特征，分别成为男性诗歌和女性诗歌的标志和界碑。他们的诗都以宇宙为母体，以“大我”为意象，以女神为象征，然而内涵不同：在郭沫若的诗里，宇宙母体是男性的“亚波罗”——显示着摧枯拉朽的宇宙暴力，“大我”是宇宙暴力的人格化，女神则是这“大我”理想——和平民主——的象征；在冰心的诗中，宇宙母体是以自然和童心为其外相，以母爱为其本体的宇宙母性——显示着化育万物、匡护众生的宇宙爱力，“大我”便是这宇宙爱力的人格化，而女神则是“大我”的神化、万有皈依的宇宙母性的神圣偶像。上述不同不仅从内涵上把“五四”时期男性诗歌与女性诗歌区别开来，而且影响和规定着诗的语言、形式、审美视角等文体因素，从而形成男性诗歌与女性诗歌文体的不同特征。因此，只有以比较方法，从女性主义哲学和文体角度解读冰心的诗歌，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冰心诗歌的深刻内涵，以及其在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意义。
所谓女性主义诗歌的“冰心时代”，主要是指冰心诗歌创作最鼎盛的前十年，即1921年至1931年。在这十年间，冰心创作了389首诗，分别结集为《繁星》（164首，1922年1月1日、6日—26日在《晨报副镌》连载，1923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春水》（182首，1922年3月21日—6月30日于《晨报副镌》连载，1923年5月新潮社出版）和《冰心诗集》（33首，1932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出版，另有未结集的10首（《秋》、《天籁》、《影响》、《可爱的》、《迎“春”》、《回顾》、《人间的弱者》、《十一月十一夜》、《我曾》和《惊爱如同一阵风》）收在后来出版的《集外》。这些诗多以自然、童心、母爱为其母体，在短小诗型中，蕴蓄着丰富的哲理和想象，可谓皈依女神的心灵絮语。丰富的意象美和深刻的情感与哲学内涵，是这些诗的总体特征。全诗的情感基调，是由万有皈依宇宙母性而产生的“万全之爱”的情绪，而这情绪是以女神、自然和童心三个意象群表现的。
一、女神·自然·童心——冰心诗的意象
（1）女神意象群。女神是宇宙母性的神圣偶像，是作者作为其信仰化身而膜拜和皈依的心灵主宰。以此为意象的诗有《繁星·一五三》、《春水·四三》、《春水·四九》、《迎神曲》（《晨报》1921年9月20日）、《送神曲》（《晨报》1921年9月20日）、《诗的女神》（《晨报副镌》1921年12月24日）、《“将来”的女神》（《晨报副镌》1922年2月21日）、《晚祷（一）》、《晚祷（二）》（后六首均收入《冰心诗集》）等。作者通过这些意象的描绘，展示了宇宙母性真善美的品格：
1）慈静的美。她慈祥的面容总是“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诗的女神》）；她永恒的倩影不是“桂花的冠子，雪白的羽衣”和“胸前的璎珞”，而是“飘飘云发，铮铮琴韵，飒飒天风”（《“将来”的女神》）。这慈静的美使世人心灵皈依，从而成为母性人格美的虔诚信仰者和追寻者，为人格美的养成，愿永远膜拜于女神座前，“刚强自己，保守自己”，“作圣洁的女儿，光明的使者，赞美大灵”（《晚祷（一）》）。
2）严静的真。她的气质严静如“慈怜的月，穿过密叶，照见了虔诚静寂的面庞”，给世人的灵魂以“真”的启示：在生命的长途中“来路便是归途，归途也成来路”（《迎神曲》）。
3）万全的爱。她的爱是宇宙的春，蓦然间便以“那伟大潜隐的力量”，“温柔了世界”（《春水·四三》）；她的爱是“自然的微笑”，一瞬间就“融化了，人类的怨嗔”（《春水·四九》）；万全的爱凝成她“仰天的慈像”，以“怜爱”、“温柔”、“忧愁”，“融化了”世人“冻结的心泉”（《繁星·一五三》）。
（2）自然意象群。这类意象分为单一的自然意象和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的综合意象两种：前者包括“繁星”和“春水”两个意象群，分别象征着伟大...
“繁星”是冰心诗的主体意象，其象征义是心灵的太空。诗集《繁星》最充分地体现了这象征意义：164首诗像心灵太空中璀璨的繁星，闪烁着伟大母性善解宇宙奥秘的智慧之光、化育万物匡护众生的母爱之光、憧憬真善美缔造幸福精神家园的理想之光。这是诉诸心灵的诗，无需华美文字和煽情音律，它的方法是意象对心灵的暗示。
“春水”的象征义是宇宙爱力。诗集《春水》便是这象征意义的集中体现：182首小诗都是从母爱源泉里汩汩流出的春水，汇成一道人间爱河，载着母爱的温柔和抚慰流入世人的心田。诗集的《自序》和最后一首诗是上述蕴涵的表白。前者表白诗的情感之源是母爱：“母亲呵！这零碎的篇儿，你能看一看么？这些字，在没有我以前，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后者所述则是诗的使命和诗人的期待，即要使伟大的母爱如春水一样流遍人间：“别了！春水，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带去我许多意绪。向你挥手了，缓缓地流到人间去罢。我要坐在泉源边，静听回响。”
“繁星”和“春水”代表着两组自然意象群，每组都包括许多具体意象：前者包括“明月”、“星星”、“流星”、“彩虹”、“太空”等几乎与星月有关的所有意象；后者包括“春”、“春晨”、“春光”、“春风”、“春花”、“春苗”、“春泛”等几乎与“春天”有关的所有意象。这些意象不仅频繁地出现在上述两个诗集里，而且多次出现于其他诗作中，如《迎“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18日，收入《集外》）就是以“春”的意象表现宇宙母爱最为成功的诗作。
综合意象的营造是冰心诗中的神妙之笔，这些意象往往在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中，显现出“万全之爱”的崇高境界。其结构形式分为两重意象结合和多重意象结合，如：“融冶的风，飘扬的衣袖，静悄的心情”是两重意象的结合；“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夏之夜，月明下幽栏独倚。粉红的莲花，深绿的荷盖，缟白的衣裳”则是多重意象的结合。
（3）童心意象群。童心是宇宙母性“纯真”品格的外相，以人与自然契合的形式，体现着宇宙母性心灵的纯真，映照出母爱的博大和无私。童心意象主要包括如下四种：
1）童年的梦——“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
2）童婴——“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繁星·三五》）“婴儿，是伟大的诗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繁星·七四》）
3）小牧童——“笠儿戴着，牛儿骑着，眉宇里深思着——小牧童！一般的沐着大地上的春光呵，完满的无声的赞扬，诗人如何比得你！”（《春水·一五三》）
4）童心的“我”——“假如我走了，彗星般的走了——母亲！我的太阳！七十年后我再回来，到我轨道的中心/五色重轮的你时，你还认得这一点小小的光明么？假如我去了，落花般的去了——母亲！我的故枝！明年春日我又回来，到我生命的根源/参天凌云的你时，你还认得这一阵微微的芬芳么？……母亲！致词如此，累你凄楚——万全之爱无别离，万全之爱无生死！”（《致词》）“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在上述四种意象中营造得最完整最精彩的是《可爱的》（《晨报》1921年6月28日，收入《集外》）一诗中的“孩子”：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
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二、“万全的爱”——冰心诗的哲学内涵
上述三个意象群体蕴涵着深刻的情感内涵与哲学内涵。所谓情感内涵主要是指体现宇宙爱力的“万全的爱”和万有皈依这爱的情绪，其内容从以上意象阐释中可见一斑；所谓哲学内涵则主要是指以母性为本位的泛神论，它是“万全的爱”的理性升华。其内容由三个基本观念构成：
（1）宇宙母性观念。它在诗歌里体现为众多女神意象的塑造和对母性爱的歌赞与膜拜。
（2）万有与神一体的“大我”观念。在《向往》（写于1922年2月4日，收入《冰心诗集》）一诗中，冰心对所向往的歌德哲学的内涵作出诗的概括：“万有都蕴藏着上帝，万有都表现着上帝。”她称此为歌德的“信仰之华”，透出深切的思想共鸣。其实这也是对体现于她自己诗中的万有与神一体的“大我”哲学观念的诠释。歌德说：“我相信上帝，相信自然，相信善必战胜恶。”又说：“自然从来不开玩笑，她总是严肃的、认真的，她总是正确的；而缺点和错误总是属于人的。自然对无能的人是鄙视的；她对有能力的、真实的、纯粹的人才屈服，才泄漏她的秘密。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到最高理性的高度，才可以接触到一切物理的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自出的神。神既藏在这种本原现象背后，又借这种本原现象而显现出来。”（以上引文见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第22页、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从歌德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所信仰的上帝就是宇宙“本原现象所自出的神”，它“既藏在这种本原现象背后，又借这种本原现象显现出来”，即与万有一体。这神的内涵正是康德所说的宇宙间最高的原理——“绝对理念”。冰心诗里的“女神”、“上帝”、“造物者”等神的意象也都是宇宙理念的象征，但这理念的内涵是宇宙母性；正是这一内涵使冰心哲学成为以爱的抽象为特征的爱的哲学。
（3）生死同一的生命观念。爱生命和诠释生命的意义是冰心诗歌中的一个鲜明倾向。具有这一倾向的诗作不仅表现了母性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而且包含着生死同一的生命观念。在诗文中作者对生死同一的生命观念作出如下诠释：其一，“生死同源”于自然：自然是“生之源，死之所”，是生命之旅的“来处”和“去处”；“来”是生，“去”是死，“来从去处来，去向来处去”，“来路便是归途，归途也成来路”（《送神曲》）。其二，生死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无限之生源于“万全的爱”，“万全之爱无生死”，在“万全的爱”里，“‘生’和‘死’不过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致词》、《“无限之生”的界线》）。正是上述观念形成冰心时代女性主义诗歌深刻的哲学内涵和鲜明的理性启蒙色彩。
三、心灵的絮语——冰心诗的文体特征
冰心诗歌体现了女性诗人独特的心理、气质和审美视角，形成与男性诗歌相对照的阴柔婉约的诗体风格。这风格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
1.心灵的视角
诗人把窥探人生的触觉投向心灵世界，所感受的是心灵波动，所表现的是心灵体验。从而把诗从现象世界真正带入精神世界，使之成为诉诸心灵的话语，成为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它无需华美词藻和煽情音律，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暗示，“思索的心灵”对“心灵思索”的暗示；诗的动作所向不是由煽情而冲动，而是以暗示启迪心灵的深思。所以，在她的诗中，“诗的女神”是以“无语”启迪世人的形象——在“深思的人的窗外”“悄悄的立着”，“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诗的女神》）；理想中的智者也是沉默的无语者，其形象犹如大海中的岩石——“海波不住的问着岩石，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然而它这沉默，已经过千百回的思索。”（《繁星·一一六》）
2.严静的意境意象
严静实为“动静”，即心灵的一种紧张思索状态，其外在表现为冷静，而内里却是严正积极的精神探究活动，即心灵的活跃。严静是冰心审美的理想境界，已成为她诗歌意境意象的审美内涵。她以诗的语言对其审美观念作了如下表述：
冷静的心，
在任何环境里，
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
（《繁星·五七》）
心灵的灯，
在寂静中光明，
在热闹中熄灭。
（《繁星·二三》）
真理，
在婴儿的沉默中，
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
（《繁星·四三》）
创造那新陆地的，
不是那滚滚的波涛，
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
（《繁星·三四》）
严静体现在她的诗中，便形成严静的意境和意象。例如：《晚祷》（一）的意境是严静：“四无人声，严静的天空下，只慈怜的月，照着虔诚静寂的面庞。”《玫瑰的荫下》（《晨报副镌》1922年5月26日，收入《冰心诗集》）意境也是严静，期盼情人约会者，独坐在“冰凉的石阶上”，寂静中“只闻见手里玫瑰的幽香”。冰心诗的意象也大都具有严静的形色和韵致，几乎一切意象都被“静”化了。万有生动的宇宙被静化为空灵的极境：“天高极，海深极，月清极，人静极……”（《冰心诗集·惆怅》）沉思中得到解脱的灵魂被静化为“地上月中的影子”（《冰心诗集·解脱》）。
作为主体意象的女性，也是一个静化的系列：母亲慈静如“仰天的慈像”，“凝然”“含泪的望着”，以“无语”的“怜爱”、“温柔”和“忧愁”，“融化”所有“冻结的心泉”（《繁星·一五三》）；妻子贞静如“圣洁的女儿”，令人难忘她那“虔诚静寂的面庞”（《冰心诗集·晚祷（一）》）；少女淑静如夏夜明月下默然玉立的荷花仙子，“粉红的莲花，深绿的荷盖”，衬出她“缟白的衣裳”（《繁星·一三四》）。“家”是宁静的精神乐园，它在心灵中“永不漫灭的印象”是：“长廊静院里”，“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繁星·七一》）。严静的意境意象所蕴涵的审美内涵是“和平静穆”。这被称为“诗的极境”的美的理想境界，实是伟大母性心灵美的反照。因为正是母性所希求的万有和谐，构成了“和平静穆”的宇宙状态。
3.敏锐精微的情感体察与刻画
这是由女性心理特征所规定的文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心灵感触的意象化和情绪内涵的哲理化。这一特点在《繁星》和《春水》中尤为突出。心灵感触的意象化，就是把抽象的感触用生动逼真且具直观性的形象表现出来。例如：“黑暗”——是“心灵的深深处，宇宙的深深处，灿烂光中的休息处”（《繁星·五》）；“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神秘”——是“微笑之后，言语之前”（《繁星·一一》）；“沉默”——“是提笔之后，下笔之前”（《繁星·六三》）；“生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花”（《繁星·二二》）。
情绪内涵的哲理化，是作者在深切体验的基础上对情绪本质的理性感悟，它使诗成为情绪哲学内涵的阐释。例如：以冷静的“心”和热烈的“泪”阐释两种情绪的质：“心是冷的，泪是热的；心——凝固了世界，泪——温柔了世界”（《繁星·一〇八》）；对“缺憾”的阐释是：“‘完全’需要你，在无数的你中，衬托出它来”（《繁星·一二四》）；对“沉寂”的阐释是：“沉寂的渊底，却照着永远红艳的春花”（《春水·六九》）；对“烦恼”的阐释是：“经验的花，结了智慧的果，智慧的果却包着烦恼的核”（《春水·一四六》）。
总之，从1921年至1931年的十年，是冰心诗歌创作最鼎盛的时代，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是这个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繁星》、《春水》和《冰心诗集》便以体现这一主题而成为“冰心时代”女性主义诗歌的代表。此后的十年是冰心诗歌创作的萧条期，在长达十年里只有《一句话》（《自由评论》1936年5月第25、26期合刊，收入《集外》）、《鸽子》（《妇女新运》1941年第87期，收入《集外》）、《生命》（《妇女新运》1942年11月，收入《集外》）三首诗问世。萧条期的到来，标志着“冰心时代”的结束。其原因与必然趋势在此前的一些诗里已见端倪，如《我曾》（《燕大月刊》1929年5月第4卷3、4期合刊，收入《集外》）和《惊爱如同一阵风》（《北斗》1930年7月16日第2期，收入《集外》）。
前一首写作者梦的破灭及破灭后的“空虚”、“感伤”和“怨望”。最后一句“我曾梦游天国，醒来一片片山河破碎”写出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在理性启蒙的“五四”时代，作者生活于理性的精神王国里，以童心的虔诚，膜拜自然母性，崇仰宇宙的真善美，呼唤人间“万全的爱”；但当历史车轮将她载入民族危亡的冷酷现实中时，她理性的精神王国便被现实中的假丑恶所粉碎。梦似已成过去，而留在心灵中的只有“空虚”、“惆怅”和“怨望”。这首诗以心灵的巨大震撼写出作者思想的困惑和观念的转折，诗的格调和内在韵味也与前不同：由清淡而浓重，由婉约含蓄而激越直抒。
后一首诗写诗人无梦的痛苦。她在车中发现“深灰色的天空，有一片晚霞金红”，这意象原可生出蕴涵爱与美的诗来，但在诗人心中它却成为“惊爱”的象征，像“一声钟”“敲进”她“死寂的心宫”；作者不是歌赞它的美，而只借它的“洪响”惊醒“睡了”的诗魂。可见诗人心灵死寂和诗魂不振的痛苦，自然、母爱、童心这一文学母体在她心中已不能引起创作冲动。从这两首诗中，虽还看不到诗人思想转换后的全面状况，但却清晰地预感到“冰心时代”的结束。
新中国建立后的50—60年代是冰心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有30余首诗发表。但这个时期的诗歌，已丧失了“冰心时代”女性诗歌所具有的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时代主题和含蓄婉约富有哲理内涵的文体特征，而趋于男性化。这是由时代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妇女运动的历史已由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进入女性主义艰难实践的时代。以此，可将这些诗歌称为“后冰心时代”的作品。主题现实化政治化，意境意象内涵单薄，语言直白，情绪外露是这些诗的基本倾向；但从中依然可见伟大母性无私博大的情怀。例如：在《第二颗人造卫星》（写于1957年11月4日）中，诗人仍以惯用的“星星”为意象，歌赞人民主宰宇宙的力量。不同的是以前诗中的“星星”象征宇宙的庄严、自然的幽深和母亲的温情，而这首诗中的“人造卫星”则象征全人类实现和平、团结、友谊的伟大理想和力量。诗人依然以母性的视角审视现实，展现理想，说“剥削和侵略”必将随着人造卫星“数不尽的星星万点”，“成了地球的童年的梦魇”，而展现的未来则是“星际的团结和友谊”，“宇宙间广大的和平”；宇宙的主宰也不是以武力“维护帝国天下的太平”的帝国主义，而是征服自然创造历史的人民——人民就是宇宙之母，她“视程是辽阔的长空万里”，“心胸高空似地爽朗清明”。从人类母亲的角度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是这些诗的中心主题，作为诗中主体意象的人类母亲仍然具有宇宙母性“大我”博爱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