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虽然此时身怀崇祯诏书的吴三桂与王永吉其实早在三月十九日以后就成了明王朝在整个北中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是吴三桂只是名义上的“平西伯”。缺乏政治经验的他对这等大事根本茫然无知，必定会询问他的“幕僚长”王永吉。而文人兼政客出身的王永吉与众人一边商讨一边等待了5天。在这5天期间，不断接到北京城内官绅被“追赃”以及清军将要倾举国之兵南下的消息。原本还只是想南北夹击李自成的吴三桂与王永吉，在四月十日得到清军南下的确切消息后，终于同意了童达行的献议，起草了一份以吴三桂的名义向清朝提出了借兵的“请兵书”，希望清军可以绕道长城西面三路夹击李自成，并在四月十一日发出。同时在北京以东至山海关一线发布昭文。其昭文内容大致为：“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
而且王永吉耍了个心眼，只以吴三桂的名义提出“请兵”。那如果成功的话那身为“幕僚长”的王永吉说不定也能封个“伯”甚至更高的爵位，从而能成为“申包胥，郭子仪”，但若失败那吴三桂就是“石敬瑭”。换句话来说，有功就是他王永吉的，有罪就是吴三桂的（此举再次看出王永吉的确是个官场老鸟）。更可恨的是居然迟至四月十七日，得知多尔衮改变了进兵路线以后，王永吉才以亲自去见史可法的名义去南方寻求援军，但事实上，却是将所有的烂摊子留给了吴三桂。
就这样，吴三桂可以说是稀里糊涂的，将改写历史的机会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变成了大顺军与清军即将到来的决战中举足轻重的砝码，也成为了引清兵入关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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