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庞冠群
提 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启蒙运动大加鞭挞，指责它具有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反女性主义等倾向，甚至声称它应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环境危机等问题负责。等到世纪之交，一批较为熟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开始反驳后现代主义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并试图建构启蒙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21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不仅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同时也与新的史学潮流相结合。研究者从殖民帝国、奴隶制、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多个角度考察启蒙运动，大大拓展了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视野。为了客观评价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哲人的指责，新的研究改变了社会文化史注重启蒙运动载体与底层文人的研究取向，重新关注启蒙大哲的思想文本。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一场思想盛宴，它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该运动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反启蒙文人的攻击。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启蒙运动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①21世纪以来，对于启蒙运动的探索重新兴盛，其研究图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既是新的史学观念与潮流渗透入启蒙运动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启蒙运动史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质疑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②启蒙运动史家如何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启蒙运动研究因此产生了怎样的改变?迄今为止，笔者尚未看到专门的论文对此进行追踪与分析，因此本文试图对该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③时下，超越国别甚至欧洲来谈论启蒙运动，将启蒙运动视作一种国际潮流的倾向甚为明显。④不过，题为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述依然常见，笔者在此也保留了国别的限定，但具体论述时偶尔会超越界线。
一、启蒙运动何罪之有?
后现代主义攻击启蒙运动，首先是因为启蒙运动长期以来被视为现代性的基石，讨伐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自然不会放过启蒙运动。英国思想史专家约翰·罗伯逊曾指出，20世纪50至70年代，启蒙运动与社会科学家口中的“现代化”过程联系到了一起，随后史学家又将其与现代性挂钩。在他看来，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并非既定的事实。的确，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基石有一个构建的过程，哲学家和史学家共同完成了这种建构，但它也因此成为后现代主义讨伐的对象。
1.“启蒙运动成为现代性基石”的构建过程
从启蒙运动的研究史来看，恩斯特·卡西勒(又译卡西尔)、彼得·盖伊等人的著作奠定了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历史地位。早在1932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便在《启蒙哲学》中指出，启蒙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由五花八门的思想凑成的大杂烩，但人们应该从某一中心点去考察启蒙哲学内在的精神脉搏，去发现它真正的历史意义。他概括启蒙哲学的基本倾向为：不在于反映和描绘生活，而在于相信人的思维具有塑造生活本身的力量和使命。⑤该书的具体内容讨论了启蒙哲学如何从反对神学和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诞生，从而形成了能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的分析批判的武器，进而推动了思想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科学的发展。正如评论者约翰逊·肯特·赖特(Johnson Kent Wright)所说，卡西勒此书要确立启蒙运动本质上的现代性，处处强调它的新意与现实性。卡西勒眼中的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但这种理性与此前时代的理性是不同的，它是科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付诸行动的而非沉思默想的，是切合实际的而非乌托邦的，总之是现代的。⑥可见，虽然卡西勒没有明确将“现代化”或“现代性”概念与启蒙运动关联到一起，但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思想史、文化史专家彼得·盖伊延续了卡西勒的思路，将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基石加以肯定。⑦盖伊明确倡导现代化启蒙运动论，他的经典著作《启蒙时代》下卷第三篇的总标题即为“现代性的追求”。⑧他撰写的是“启蒙哲学的社会史”，展现了在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在自然与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政治、教育等领域的转型，并认为这种全面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性的诞生。盖伊的观点影响深远。至21世纪，乔纳森·伊斯雷尔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等学者依然从塑造现代性的角度探究启蒙运动。⑨
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对启蒙运动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撰的《启蒙辩证法》(1944年完稿，1947年出版)、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等。《启蒙辩证法》主要是一部社会理论和文化批评著作，而非史学著作。而且，他们所谓的启蒙运动远远超越了启蒙时代这个历史时期。在他们看来，“启蒙”意味着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它把理性尊为人类唯一的善行，将之上升到神话般的地位，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⑩塔尔蒙提出了“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并将这一观念追溯至启蒙哲人卢梭的公意理论，同时建构了卢梭思想与大革命恐怖统治以及20世纪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11)这些批判性的著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质疑启蒙运动做了铺垫。面对这样的指责，英国的法国史专家阿尔弗雷德·科班于1960年出版了《追寻人性：启蒙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角色》。他声称，启蒙运动为自由民主奠定了思想基础，恰恰将人们从法西斯主义的困境中拯救了出来。(12)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这次学术交锋，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日后关于启蒙运动的争论。
2.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启蒙运动的“七宗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启蒙运动的批评声不绝于耳。1996年，美国的政治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施密特在他编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书中归纳了启蒙运动所受到的责备：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极权主义、毁灭性的个人主义、破坏道德、元叙事、敌视他性、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要征服自然的观点负责。(13)在各种关于启蒙运动的批评中，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值得关注。有论者称，如今，格雷堪称启蒙运动最猛烈的对手，他反对一整套的西方现代性以及西方的思想传统。(14)在其名著《启蒙运动之苏醒》(1995)中，他将启蒙运动等同于普遍的解放与普世的文明，认为它抹*文化差异，本质上属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他相信这种启蒙运动世界观与“启蒙方案”导致了文化贫困，已经彻底失败了。(15)
这一阶段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应放置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加以理解。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专家罗伯特·达恩顿把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归结为有“六宗罪”：(16)
(1)启蒙运动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实际上充当了西方霸权的遮羞布，人权为破坏其他文化提供了合法依据。
(2)启蒙运动是乔装打扮成高级形式理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它赋予欧洲人“文明开化的使命”以及构建“土著人”的方法，这种构建导致了土著的沉默与屈从。
(3)启蒙运动十分疯狂地追求知识，以致削弱了道德准则。最终，这种狂热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以高级的技术武装国家并且摧毁了阻止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道德屏障。
(4)启蒙运动过分相信理性，由于信赖理性至上，未能建立起对于非理性事物的防范。它天真地崇信进步，遂使人类在20世纪的种种恐怖面前不知所措。
(5)启蒙运动乃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它为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进而又为20世纪的恐怖统治指明了道路。
(6)启蒙运动作为应对当代问题的观点已经过时、不适用。启蒙哲人们坚持的工具理性观导致了生态灾难，他们还支持男性化的公民生活观，将女人限制在私人领域。
达恩顿的归纳与施密特的总结基本吻合。不过，这“六宗罪”概括得并不全面，它没有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宏大叙事的批判。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对于宏大(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以利奥塔之见，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着两种宏大叙事：其一是人类不断解放(progressive liberation)的神话；其二是关于知识不断被发掘并且统一的神话。(17)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批判这样的叙事。我们可以将之视作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启蒙运动的“第七宗罪”。
二、启蒙运动史家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质疑
在一段时间内，研究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与后现代主义的抨击正面交锋。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启蒙运动研究被社会文化史支配，它关注的是启蒙运动的传播和交流，并非思想本身。历史学家们研究启蒙沙龙、俱乐部、咖啡馆等启蒙运动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的载体，而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是“启蒙方案”，因此二者各说各话，鲜有交集。随着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盛行，以及新一代熟悉后现代话语的学者的成长，这种局面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变化，一批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指责进行了商榷甚至回击。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指责，达恩顿作为法国史专家率先作出回应。达恩顿认为，首先应把启蒙运动看作一场致力于改变思想与制度的具体运动，不能把启蒙运动视为西方文化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让它来承担西方文化的一切问题。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19世纪的现象，它是从浪漫派而非启蒙哲人那里找到了灵感。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是对个体、自由和人权的尊重，20世纪极权主义恰恰违背了这些原则。此外，启蒙运动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文化之中，不可能预见20世纪的问题。我们在谴责越战或美国的种族主义时，仍要依据《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原则，因此不能说启蒙运动的精神已过时。(18)
但是，达恩顿只是做了原则上的回应。2001年出版的两部文集非常重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作出回应的集体努力。
1.阐释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
2001年，研究18世纪政治文化的凯斯·贝克与启蒙运动专家赖尔合编了一部文集《启蒙运动留下了什么?——一个后现代的问题》。(19)该文集的主要论调是，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印象是刻板的、僵化的，其批评是漫画式的、夸张的。同时，不应该将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作简单的二分，只看到二者的对立，而应该从更为复杂的角度审视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启蒙运动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被视为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因素，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批评其实存在误解。(20)具体而言，文集中的作者大卫·霍林格捍卫了启蒙运动的认识论遗产，认为它是接受和实现那些重要的自由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的基础，若与相对主义结合则是将权利置于危险之境。(21)此文集还收录了理查德·罗蒂所撰写的文章，他被看作当代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代表人物。有趣的是，罗蒂反对贴在自己身上的后现代主义标签。他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无望感，20世纪60年代革命者的期望被挫败，尤其催生了这样的态度。依照罗蒂之见，启蒙运动所留下的遗产正是它向前看的抱负，即通过实践行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的抱负。他还指出，要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案从其过时的认识论基础中脱离出来。(22)
此外，在该文集中，科学史家洛兰·达斯顿撰写了《启蒙运动的恐惧，对启蒙运动的恐惧》一文。作者揭示了两种相关的恐惧：启蒙哲人惧怕科学事实的脆弱性，而我们当代人惧怕科学事实的专制。他指出，在启蒙思想家看来，错误观念有许多来源，如感觉本身、偏见、误解、强烈的激情和想象等；我们确立了科学事实的专制统治，而这绝非启蒙运动的遗产。(23)就此而言，启蒙运动的恐惧与后现代主义有着相通之处。劳伦斯·克莱因的文章《作为交谈的启蒙运动》，则把启蒙时代作为人类交流史上的重要时刻。作者指出，在这场启蒙运动中科学不是肆意蔓延，而是臣服于社交的纪律；科学主义不是启蒙运动的唯一遗产；后现代主义者常常强调交谈、对话的价值，其实这正是启蒙运动的遗产。(24)德娜·古德曼撰写了《差异：一个启蒙运动的概念》一文。她认为虽然“普遍主义”是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不承认差异，恰恰相反，差异也是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概念。比如《女权宣言》的倡导者奥林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1748—1793)提出女性不仅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同时也具有值得保护的特殊要求。这其实是寻求对差异的认可。在启蒙时代的沙龙之中，男性和女性共处，有着不同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人可以平等交流，他们之间的差异被教养克服了。(25)总之，古德曼认为，启蒙运动强调普遍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差异的存在。上述这些作者都力图证明，启蒙运动的遗产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并非势同水火，而是有相通、相容的一面。
2.纠正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曲解
同样在2001年，一批既研究18世纪又了解后现代主义学术传统的年轻学者合出了一本文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正面回击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些学者明确了后现代主义审视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当然他们也不是毫无保留地崇拜启蒙运动。其总的基调是：启蒙运动可能并不充分，不能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但它的确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指明了方向。(26)
该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批驳了后现代主义强加于启蒙运动的错误观念，比如将伏尔泰视为反犹主义者，认为启蒙哲人们相信历史的进步可以解决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以及坚称启蒙运动应为殖民主义问题负责，等等。其中，罗纳德·谢克特通过研究伏尔泰的通信纠正了关于伏尔泰反犹的错误认识。他指出，伏尔泰在批评圣经的时候说古希伯来人是野蛮、迷信的，至于对启蒙时代犹太人的批评，只是在伏尔泰大量通信中有一封信提到犹太人很无赖。因而，总的来说，伏尔泰对犹太教和圣经中的犹太人的抨击是中伤教会的策略，教会才是其真正的敌人，攻击犹太人只是为了攻击教会。(27)文集编者丹尼尔·高登对于后现代主义认为启蒙哲人强调通过历史进步可以解决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而像孟德斯鸠这样的哲人对商业社会中贵族美德的衰落是表示忧虑的，同样，卢梭也并不迷恋进步观念。(28)针对启蒙运动促使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发展的批判，马利克·加舍姆力图重估启蒙运动对于殖民主义的影响。他发现，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的法学家们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他们力图使当地法律法典化并融入法国的法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对于形成当地的法律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当地居民完全能够意识到其特殊的认同。(29)这一研究实际上表明，殖民地的居民并不只是沉默的和被动屈从的。
这本文集不仅想要反驳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同时也力图表明这种批判实际上并不新颖。约翰逊·肯特·赖特写作了一篇题为《卡尔·贝克尔的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作者揭示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与《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以下简称《天城》)一书的关联。(30)赖特指出，在启蒙运动研究领域一直都被视为经典的《天城》一书，应该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运动的先声，这一点一直未受关注。《天城》一书是由贝克尔于1931年在耶鲁大学发表的系列演讲构成的，它是在当时美国比较安全的环境中诞生的，作者对德国思想界的情况不感兴趣。这部著作文笔非常优美，吸引了几代人。然而，在其华美的文笔背后，立场相当模糊。它的核心观点是，启蒙哲人受了基督教哲学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贝克尔要证明的是18世纪的思想具有前现代的特征，启蒙运动本身是陈旧过时的，是玄学体系。(31)赖特指出，如今，《天城》一书中的思想智慧在当代的思想文化中颇为流行。它为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提供了思想源泉。此书时常流露出戏谑、讥讽、尖酸、忧郁的笔调，这也正是后现代的那种笔调。赖特指出这种关联也是为了说明，所谓后现代的立场和现代的立场是很难区分的，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并不新颖。
最后，这本文集的编者高登提出，启蒙思想是胜过后现代主义的，回归18世纪的思想才能使我们超越当下的思想潮流。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比较，启蒙运动是更为成熟的一个运动，启蒙哲人们比那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后者只是生活在学院里。但是，后现代主义也有其后见之明的优势。法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的极权体制都是在启蒙哲人身后发生的事情。认为启蒙运动要为这些灾难负责是把问题简化了，但也不能说启蒙运动与这些问题一点关联都没有。(32)
概言之，彼得·盖伊是绝对拥护启蒙运动的，不允许它与任何负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高登则认为日后对于启蒙运动的研究还是应该吸收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从而勾勒出更完整的画面。上述两部文集的观点主要是为“启蒙方案”进行辩护。随后一些学者更多地在史学层面对启蒙运动展开具体研究，使启蒙运动真正回归历史。
三、后现代之后启蒙运动研究的新视野
21世纪以来，帝国史、全球史、科学史的蓬勃发展，为从新的视角反思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提供了契机，由此出现了一些具有扎实、严谨特征的著述，法国启蒙运动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或者说是全球转向——转向海外殖民地，转向启蒙运动与他者的交流、互动。此外，后现代主义关于启蒙运动破坏环境、贬低女性等问题的指责，也为学者们重审启蒙运动提供了话题。
1.殖民帝国与启蒙运动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著作、文章探讨殖民话语、帝国观念、科学知识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关联。2003年，桑卡尔·穆图出版的《启蒙反对帝国》一书主要分析了狄德罗、康德和赫尔德等人反对帝国的政治思想。作者区分了启蒙运动与“启蒙方案”，他认为启蒙思想非常复杂，应该对于启蒙运动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能把启蒙思想都塞到一个宏大的方案里去。换言之，启蒙运动不是铁板一块。这本书讨论的反对帝国的思想只是当时各种相冲突的观点中的一种。那种认为启蒙运动重视普世价值、牺牲了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其实遮蔽了18世纪思想家论争的复杂性，他们针对人性、文化差异和欧洲人民与非欧人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33)
2009年，丹尼尔·凯里和林恩·费斯塔共同主编了学术会议文集《后殖民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两位编者指出，过去30年，后殖民批判欧洲帝国主义的实践，这改变了我们对于后殖民意识形态、抵抗与文化接触的理解。启蒙运动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它既是殖民统治的先驱也是解放的化身，既是靶子又是盾牌，既是阴影又是光明”。此文集将18世纪研究与后殖民理论这两个领域并置在一起，以便在早期欧洲的殖民野心与后殖民对于帝国方案的质询背景下拷问启蒙运动的角色与名声。(34)卡西勒、彼得·盖伊、福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没有分析过18世纪的殖民计划，而这正是此论文集的贡献。可以说，后殖民理论重塑了启蒙运动研究，在18世纪研究中加入后殖民理论，有助于阐发土著的抵抗实践以及性别、种族和民族等问题。
2.科学话语与启蒙运动
最近，关于启蒙运动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为启蒙时代的科学话语和科学实践。(35)大卫·艾伦·哈维于2012年推出了《法国启蒙运动及其他者：满大人、野蛮人和人的科学的发明》一书。作者指出，18世纪法国的集体想象是由大量关于异域他者的描绘构成的：关于波斯人、中国人、塔希提人的描述很多，政治思想家运用跨文化比较，讨论东方专制主义(孟德斯鸠)、高贵野蛮人(卢梭)、儒家官僚体制(魁奈及重农学派)，进而涉及治理、自然法、人性等更为宽泛的问题。此书考察了法国启蒙运动中对于人类多样性的兴趣，也就是说，启蒙运动对人的科学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这种人的科学要把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都纳入考察范围。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布封等人都参与到对这门学问的构建中来。哈维此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以历史学的方式详察法国启蒙运动对于人类多样性这一问题的讨论，来重塑具体历史语境中关于启蒙运动普世主义和所谓“启蒙方案”的争论。(36)作者试图揭示，当时许多思想家致力于发展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a science of society)，它在范围上应该是普世的，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如果这门科学受限于当时的欧洲，它必定是不完整的、地方性的。因此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探寻这门科学而言非常重要。作者还指出，所谓奠定现代性本质的“启蒙方案”的一元性，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史学问题。这种抽象问题，对于从事经验研究的史家而言既无法承认也无法否弃。(37)在此书结论部分，哈维还直接回应了约翰·格雷的启蒙运动批判，认为格雷所谓的“启蒙方案”——创造一种“基于普遍人性与理性道德的普世文明”——过度简化了孔多塞的“进步的普遍主义”，而且孔多塞的理论绝非启蒙运动的整体性特征。法国启蒙思想家就人性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明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各自的优点、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合法性、跨文化碰撞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圈定出了此后人的科学要讨论的问题领域。总之，启蒙时代关于人的科学的话语既是普世主义的又是相对主义的，既是欧洲中心的又是世界主义的。(38)
3.奴隶制、种族问题与启蒙运动
二战后，法国经历了非殖民化的浪潮，这直接推动了对于启蒙时代奴隶制问题的思考，人们注意到，正是在启蒙时代，非洲黑奴的买卖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制度臻于鼎盛。法国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记者)伊夫·贝诺(Yves Bénot，1920—2005)是反殖民主义的积极分子，一直在法国殖民史领域默默耕耘。(39)2005年，题为《启蒙运动、奴隶制和殖民化》的文集出版，其中汇集了伊夫·贝诺的大量作品，主要展现了启蒙时代法国反对殖民主义与奴隶制斗争的思想根基以及大革命中废除奴隶制的进程。(40)与贝诺不同，法国的政治哲学家路易·萨拉-穆兰致力于揭示启蒙思想是如何维护奴隶制的。他于1992年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苦难》，声称要从奴隶的角度看启蒙运动，揭露启蒙哲人为奴隶制辩护的一面。(41)2006年，此书的英译本《光芒的阴暗面：奴隶制与法国启蒙运动》面世。萨拉-穆兰代表了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问题批评启蒙运动的潮流，这其实也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启蒙运动批判。根据这股潮流，启蒙哲人对于奴隶制的批评软弱无力，他们在实践层面接受了这一制度，更显圆滑虚伪。甚至有人抨击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利。面对这种倾向，法国的孟德斯鸠研究专家让·埃尔阿德于2008年推出了《启蒙运动与奴隶制：殖民地奴隶制与18世纪法国的公众舆论》一书。作者力图回应这些过于简单化，甚至歪曲事实的观点，呈现了18世纪心态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复杂性，描绘了殖民地奴隶制问题因何逐渐在当时的思想界浮现出来，以及相关论争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道德问题缠绕在一起。在埃尔阿德看来，那些启蒙哲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偏见，但是他们都在原则上拒绝奴隶制，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绝没有染指过奴隶买卖。(42)
2011年，安德鲁·柯伦出版了《剖析黑人特性：启蒙时代的科学与奴隶制》一书。他认为，此前的一些研究更多地把启蒙运动当作时代背景，而没有把奴隶制和启蒙运动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通过解读时人的旅行记录、博物志、哲学论文等文献，柯伦勾勒了启蒙时代欧洲人思想中的非洲黑人形象，展现了18世纪的个体如何参与到对于非洲话语的建构之中。他指出，启蒙时代博物学对于黑人的认知包含了一些荒诞的观念(如黑人具有黑色的血液)，不过，著名博物学家布封承认黑人与白人都是人类种族中的一员，都有同样的潜能。英、法、德反奴隶制的思想家都引用布封的观点，然而，支持奴隶制的人也引用博物学观念。通过分析18世纪的黑人观念，柯伦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并试图把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从被描绘为铁板一块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43)
4.女性主义与启蒙运动
在抨击启蒙运动的问题上，女性主义者一直与后现代主义者处在同一阵营，认为启蒙运动的根本承诺与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相悖。(44)最近几十年，关于启蒙运动中女性的研究集中于沙龙研究领域。据称，已约有2000种著作、论文专门讨论法国17、18世纪的沙龙和沙龙女主人。(45)来自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推动了对于启蒙时代性别问题的探讨。2005年，萨拉·诺特与芭芭拉·泰勒主编了题为《女性、性别与启蒙运动》的文集。这部700多页的文集汇聚了启蒙时代各国关于女性与启蒙运动关系的讨论，其中有好几篇涉及女性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题。该文集的结论部分指出，女性主义哲学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过于简单；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将会发现其斥责的启蒙运动在整体上更为复杂，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和后现代观念是意气相投的；其实，正是在启蒙时代，女性在身体和精神层面与男性的差异才被认真对待。(46)
该文集中詹尼·曼德所撰写的《法国启蒙运动人类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文，正揭示了启蒙时代科学话语中的性别差异观念。作者所谓的人类学要放在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主要指对人类身体的研究。这篇文章聚焦于狄德罗的《论妇女》一文，以此为例分析法国启蒙时代的女性观。文章指出，在狄德罗看来，女性充当了一个社会的“寒暑表”，女性的行为以及她们被男性对待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文明之路上已经走了多远。(47)狄德罗还认为，女人无法使其心智摆脱身体的影响，她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她在社会中的角色主要是由其身体决定的。在此方面，狄德罗与伏尔泰、卢梭的观点是相通的，都认为女人受其生理特性(比如*、生子、哺乳等)的束缚。狄德罗同情女性，声称如果他是立法者，他会补偿女性的牺牲，他认为社会发展将改善女性地位，但不会带来颠覆性变化。(48)由此可见，启蒙哲人是从两性的生理差异出发理解女性特征，并同情女性的社会处境。(49)
女性在法国革命中没有获得公民权，一些学者提出这是启蒙运动的缺陷造成的，正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女性观导致了女性政治权利的缺失。对此，林·亨特明确表示，人们经常讨论法国女性没有在大革命中获得公民权，女性被进一步限制在家庭之中，认为这似乎是启蒙思想导致的，但实际上，20世纪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50)林·亨特的言外之意是，不能太苛求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
而要关注启蒙运动中的女性，不仅要考察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认识，更要看女性自身的所思所想。2013年出版的文集《启蒙运动妇女的政治思想》正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该文集导论指出，社会史、后现代主义和妇女史相互交织，导致了将女性作为社会行动者来研究的倾向，并注重性别话语的普遍特征，但是忽略了作为个体的女性的思想文本。(51)该文集还力求关注被传统思想史忽视的女性的政治思想与哲学观念，展现女性对于男性思想家的回应。由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启蒙时代妇女的压抑，而是知识女性群体的思想活力。
5.环境主义与启蒙运动
一般而言，科学革命导致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自然界如同一架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庞大的机械装置。启蒙运动进一步传播了科学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机械的唯物论精神。因此，自然界似乎成了可被任意控制与奴役的对象。当代环境主义对这样一种自然观念颇为不满，并迁怒于启蒙运动。针对这种不满，刘易斯·欣奇曼与桑德拉·欣奇曼于2001年共同发表文章，题为《环境论者应拒绝启蒙运动吗?》。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激进环境主义者完成了不少反启蒙运动的著述。他们认为正是启蒙运动产生了人可以为了自身目的奴役自然的想法，从而导致生态灾难，因此环境主义者普遍反对“启蒙方案”。但依这两位作者之见，激进环境主义者实际上没有看到启蒙运动主题与当代生态哲学之间的重要关联：公共领域的环保实践、世界主义观念、多元文化主义和对于市场的怀疑精神，都是秉承启蒙运动而来，并进入了当下的环保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两位作者强调，的确，大自然在启蒙时代被祛魅化了，但是被驱走的是预兆、恶魔和各种神灵，留下的是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自然；我们应当把环境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视作启蒙运动与蒙昧斗争的胜利果实。(52)
2011年，纳撒尼尔·沃洛什出版了《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与自然》一书。作者虽然没有像刘易斯·欣奇曼与桑德拉·欣奇曼那样建立环境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积极关联，但也明确拒绝以环境主义的惯有立场批判启蒙运动。作者指出，过分强调环境史的视角并不妥当，在这种视角支配下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乃是滥用自然的罪魁祸首。他的研究尽力避免这种价值判断，而致力于揭示吉本、伏尔泰、雷纳尔神甫(Abbé Raynal)、休谟等18世纪的知识分子如何将征服自然当作衡量文明进步性的重要标准。(53)无疑，作者还原至历史语境中思考这一问题，而不是凭借后见之明进行谴责和批判。
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支配着启蒙运动研究，它关注启蒙思想的传播而非思想本身，它重视社会底层文人而非启蒙大哲。这种取向使得启蒙运动研究者无法回应后现代的质疑。(54)21世纪以降，启蒙运动研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质疑的过程中，在与新的史学潮流结合的过程中焕发出活力，新著作层出不穷。当下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转向(空间转向)，即关注启蒙时代的海外殖民地与奴隶制问题，转向启蒙运动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二是重新回归对于思想问题的阐释，即不再像社会文化史那样关注底层文人的启蒙运动，而是重新关注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大哲的思想。如今思想史侧重于启蒙大哲们关于女性、犹太人、黑人、奴隶制、人的科学等问题的论述，不再聚焦于反宗教狂热、分权制衡、公意、社会契约等问题。随着殖民、科学等问题被置于讨论的中心，布封、雷纳尔神甫等早先不太受关注的启蒙思想家也变得颇受重视。
在新的研究图景中，启蒙运动之多样性与同一性的问题再次得到凸显。早就有观点认为启蒙运动内部观点驳杂，很难说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卡西勒等人曾努力寻找启蒙运动精神的内核，为我们塑造了启蒙运动的内在同一性。今天，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历史学家又重新强调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当然符合客观事实，但是如何认识启蒙运动的同一性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历史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回应，也体现了史学与哲学的互动。启蒙运动不仅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哲学领域讨论的重要问题。“启蒙方案”的说法形成于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启蒙运动批评也多受哲学家的影响。因此，关于启蒙运动的批评并未停止，质疑与回应的对话还将继续，史学与哲学的互动也会进一步深入。
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那种彻底否定启蒙运动的做法已经遭到了抛弃。当然，我们也需承认，这种激烈的批判明显刺激了史学家的神经，为更新启蒙运动的研究图景做出了贡献。
注释：
①关于反启蒙的问题，国内研究可参张智：《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石芳：《反启蒙运动的两种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格雷姆·加哈德追溯了18世纪至今的反启蒙运动潮流，参Graeme 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s,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②需要说明的是，21世纪以降，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了明显的退潮现象。有学者干脆称，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标志着后现代的终结(参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3页)。近年来，学术界产生了“post-postmodern”“post-postmodernism”等术语，可将其直译为“后-后现代”“后-后现代主义”(比如《后-后现代主义：方向与质疑》，载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等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1-554页)。但是，笔者感觉这样的表达略显拗口，故本文采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一更为通俗宽泛的说法。
③近年来国外的启蒙运动综述评论文章中，有两篇非常值得关注。一篇为《启蒙运动的回归》，作者指出，21世纪初启蒙运动研究强势回归，新的研究颇为强调思想的首要地位，并且出现了启蒙思想史与科学史的结盟。该文章重点梳理了科学史视野下的启蒙运动研究。参Karen O'Brien,“The Return of the Enlightenment”,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5,no.5(December,2010),pp.1426-1435。另一篇为《启蒙运动的政治主张：从彼得·盖伊到乔纳森·伊斯雷尔》，作者重点勾勒了启蒙运动与现代化及民主制度的关联是如何在史学研究中展现的。参Annelien de Dijn,“The Politics of Enlightenment:from Peter Gay to Jonathan Israel”,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5,no.3(September,2012),pp.785-805。
④比如，有研究者指出，现在学者首先强调的是启蒙运动的国际规模，启蒙运动不仅盛行于其发源地英格兰和法国，而且遍布全欧洲，还延伸到了北美殖民地。参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又如，康拉德撰写了《全球史中的启蒙运动》一文，参Sebastian Conrad,“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7,no.4(October 2012),pp.999-1027。
⑤E.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⑥Daniel Gordon(ed.),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New Perspectiv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1,p.166.
⑦彼得·盖伊1923年生于柏林，1938年移民美国以逃脱希特勒的统治。他关于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包括：Voltaire's Politics:The Poet as Realist(1959); The Party of Humanity: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1964); 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1966); The Enlightenment:the Science of Freedom(1969); The Enlightenment: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1973)。
⑧刘北成和王皖强在译者序中指出，在冷战的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兴起，启蒙运动被描绘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盖伊便是现代化启蒙运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参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科学》，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⑨Jonathan Israel,Radical Enlightenment: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1650-17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Israel,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1670-175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Gertrude Himmelfarb,The Roads to Modernity:The British,French,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New York:Vintage,2004(该书中译本为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齐安儒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⑩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实，在塔尔蒙之前，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在1948年出版的《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中文本由黄辉、杨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已提出卢梭的社会理论与大革命恐怖统治和20世纪极权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12)Alfred Cobban,In Search of Humanity: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London:George Braziller,1960.
(13)詹姆斯·施密特：《什么是启蒙?问题、情境及后果》，载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施密特还列举了抨击启蒙运动的各种研究，如贝雷尔·郎建构了启蒙运动理想和纳粹大屠*之间的联系(Berel Lang,Act and Idea in the Nazi Genocide[Chicago,1990])；理查德·波普金讨论了种族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联(参Richard H.Popkin,“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与“Hume's Racism”，载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San Diego，1980])，参《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32页。关于女权主义者对于启蒙运动的批评，参罗宾·梅·肖特：《启蒙运动的性别》，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475-491页。
(14)Graeme 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s,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p.117.
(15)John Gray,Enlightenment's Wake: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New York:Routledge,1995,2007,pp.viii-ix,195.关于“启蒙方案”的概念，是由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于30多年前率先提出，后来广为流传，甚至被滥用。对于麦金太尔而言，全部的启蒙方案就是将理性思维运用于人脑中的阴暗区域，那里潜伏着威胁性的、分裂性的力量，它们源自偏见、宗教、迷信、不可控制的以及无法想象的情感，源自一切使自主的个体失去自我认知、自我控制的事物。参Anthony Pagden,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1-12。当然，对于启蒙方案的理解，各家不尽相同。
(16)“六宗罪”的内容参Robert Darnton,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2003,pp.12-19。该书中译本为罗伯特·达恩顿：《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杨孝敏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30页。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表述习惯进行了翻译。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0年，张芝联先生就撰文介绍了达恩顿所总结的这“六宗罪”，并且评论道，将这些错误都归诸启蒙运动其实违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犯了时代错位的毛病。参张芝联：《关于启蒙运动的若干问题》，载陈崇武主编：《法国史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