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上“奇葩说”、余华“教高考作文”……随着知识付费和流量网红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到聚光灯前，签约经纪公司，出席各类商业活动，成为流量追捧的“香饽饽”。有些网友对此很不适应，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尊严，不该被金钱所“收编”。在他们的理想中，知识分子群体最好的品质或许是“安贫乐道”、有“气节”，能够“遗世独立”。金钱和物欲只会“玷污”知识分子的“清高”品质。
这些网友的理想并没有什么错，对知识分子的清高想象有着长久的传统。但是，知识分子首先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是要“吃饭”的。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吃饭”不一定意味着其道德堕落，有时候，“吃饭”甚至成为他们改变世界的重要动因。
在两百多年前的巴黎，一位年轻人到巴黎求学，因不愿按照父亲的要求选专业，他父亲停止了对他的资助，他只好自谋生路。作为自由撰稿人，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在他33岁时，巴黎的大出版商勒布雷顿请他主编一套《百科全书》。按照协议，他能定期领取经费（包括生活费和有关写作的一切费用），同时组织人力，分工协作。对这位卖文为生的落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项目简直雪中送炭，他从此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家糊口，还能应付上他情妇的物质需求。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图片源自网络。
出版《百科全书》是一场投机倒把的生意——出版商出版这套书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冠冕堂皇的“开启民智”，而是为了暴利——请名不经传的年轻人来主编，是为了更好地压榨。不出出版商所料，《百科全书》一炮而红，收益高达250万里佛（是投资的35倍之多），引来无数出版社的模仿和竞争（那时没有视频和音频，没有互联网，媒介较如今贫乏，出版商就类似于今天互联网传媒产业，想象一下今天抓到风口的大企业）。这位年轻知识分子也随着《百科全书》出名了，出版商要求他修订新版的《百科全书》，他“狮子大开口”，向出版社要价三十万里佛，逼得出版社骂他“坏蛋”。这位知识分子就是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
不过，下一代文青可就没有狄德罗那一代文人那么幸运了。这一代文青深受上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揣怀着文人梦想，他们却不能像前辈们那样“踩着风口”收获名利被“收编”。他们只能聚集在格拉布街，为生计苦苦挣扎，为报刊写字卖命。由于得不到阶层上升，贫苦和郁闷使得他们对旧制度恨之入骨。因此，这群格拉布街知识分子中，诞生了像米拉波、布里索、马拉、罗伯斯庇尔、德穆兰、埃贝尔等这样的革命领袖。可见，“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今天的读者大概不会将“赚钱”和“高大上”的启蒙运动联系起来。因为在经典的历史叙述中，启蒙思想家们横空出世，指点江山，开启民智，然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若要细究，这段叙述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问题。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法国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告诉我们，“钱是万物的动力”——启蒙首先是一笔生意。而且，这些启蒙思想真的掀起了法国大革命吗？知识分子的文字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吗？
近期，罗伯特·达恩顿出版《法国大革命前的图书世界》的中文译本，我们借此计划采访了达恩顿，与他聊了聊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他从一个普通的图书推销员的角度，细致描写了当时出版界的情况、图书的发行、图书市场的运作和书商作为文化中间商的作用。基于对图书流通，我们可以了解到法国旧制度社会的方方面面。他避免在研究中做出宏观的概括，更拒绝得出简单而普遍的结论。在采访中，他也反驳了一些大家对他研究的概括总结。媒体可能经常需要一些鲜明的概括总结或观点以便传播，但是，达恩顿不断提醒我们，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历史是极其复杂的，谨慎才是最大的美德。
罗伯特·达恩顿，美国文化史、书籍史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诸如《启蒙运动的生意》《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屠猫狂欢》《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在做学术研究之前曾任《纽约时报》记者，后来曾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2007-2016），并且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受托人。
采写丨徐悦东
很多人也许不会质疑：法国大革命是由启蒙运动引发的。这似乎已经是个广为流传的“常识”。这个“常识”是怎么来的呢？当时，保守派将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革命派则用启蒙思想来给自己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泰纳、托克维尔、莫尔内等经典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也有助于这个“常识”的形成。莫尔内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中认为，启蒙思想的逐渐传播成为了“公众舆论”，进而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大家都熟悉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更是将启蒙思想的渗透视为大革命爆发的众多重要因素之一。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桂裕芳/张芝联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
一种思潮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吗？许多历史学家对这个“成见”提出了质疑。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认为，启蒙运动几乎不包含政治内容，与大革命截然不同。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启蒙运动具有保守改良的性质，大革命背叛了启蒙精神，重新建构了启蒙运动。
启蒙思想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要考察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联系，就要细致地考察当时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由于启蒙思想是通过书籍传播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前的图书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年鉴学派第四代的重要历史学家罗杰·夏埃蒂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图书史的考察，反驳了“启蒙思想引发大革命”这一简单论点，他发现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居然保护过《百科全书》——被视为启蒙运动的经典作品——的出版。而且，阅读启蒙书籍并不代表读者对其内容完全接受。“启蒙哲人是公共舆论的典范”只不过是启蒙者的一厢情愿。夏埃蒂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这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放大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启蒙思想的作用并没有后来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法国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则更加细致。达恩顿通过对在瑞士纳沙泰尔市政图书馆发现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TN）文件的考察，从一种“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角度，提出“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即在启蒙运动中的法国，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图书产业的上游与下游之间，普通人又是如何努力生活的？一本书是如何生产和销售发行的？为此，达恩顿写了一系列有关法国大革命前图书史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