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郑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通过史料的梳理，达恩顿有很多有趣的发现。他发现，启蒙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投机赚钱”是启蒙的动力，出版商本人的政治倾向并不会影响他卖什么书（出版商根本不等于启蒙思想的热心传播者）；同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清高”，他们也是要吃饭的（狄德罗策划《百科全书》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百科全书》在工商业阶级里并不流行，阅读《百科全书》的人只局限在社会上层，这些人反而在大革命中遭殃（启蒙运动其实只集中在精英圈子里）；在当时的畅销榜上，长期“霸榜”的不全是启蒙图书，而有着历史、旅游、科学、小说等诸多与政治无直接关系的书籍，其中，像《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写路易十五情妇秘闻）、《开放的特丽萨》（写修士修女的荒淫无度）等“哲学书”（当时人们对色情、毁谤和渎神的禁书的代称）大行其道，或许这才是真正撼动王权和教权的图书……
达恩顿对经济动机和社会心态史的关注以及非精英阶层的视角，似乎直接解构了启蒙运动“高大上”的神话，但他并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并不想贬低启蒙运动这种纯真的理想主义。作为一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也承认他的史料存在着代表性问题。而且，限于史料，我们很难知道普通读者是怎么接受这些图书的。对于达恩顿而言，重要的不是对启蒙和大革命去下一个总括性的判断，而是要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多重面貌和复杂性，以及我们认识历史的局限性。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高毅/高煜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这些出版从业人员并不一定是启蒙思想的热心传播者
新京报：你最近在中国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与你之前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启蒙运动的生意》和《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组成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图书世界的系列研究。为何你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有着如此大的兴趣？你为何要选择研究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个时间段？为何法国大革命有着如此重要的研究意义？
罗伯特·达恩顿：我对古代世界的图书非常感兴趣，因为过去的图书本身就很吸引我。人们通常会假设，一直以来，图书都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但人们很少去探究，不同的图书分别是如何推动历史发展的。在二战后，法国出现了“图书史”这样的新学科。“图书史”是当下人文社科领域最生机勃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除了这些一般性原因之外，我发现图书世界之所以迷人，是因为与图书业的从业人员——从操作印刷机的工人，到造纸工人，到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机会的出版商——都是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人物。最后，研究图书史为理解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起源的老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
新京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延续了你在《启蒙运动的生意》里的观点——启蒙运动首先是一门投机生意。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蔚然成风，是因为高利润的驱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里，我们会发现，出版商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和品位似乎都不会影响他们所贩卖的书，他们只关心利润。在你的其他著作里，你还提到了许多启蒙文人们对于金钱的贪婪。有人批评“钱是万事之动力”的观点会直接解构了“高大上”的“启蒙神话”，并认为你夸大了逐利在启蒙运动当中的作用。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罗伯特·达恩顿：在此，我想纠正一个误解。我没有把出版业和图书贸易等同于启蒙运动。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是一场由哲学家们所开启的思想运动，我从来没有假装要写一部启蒙运动史。
事实上，我接受的是思想史方面的训练，这是一门我很尊重的学科。出版业和图书贸易是商业，它们值得以商业史的角度来切入研究。因为没有多少研究者会对十八世纪的图书史感兴趣，所以这是一个重新考察启蒙时代的视角和机会，因为那些书商所出售的商品是书籍，而书籍是思想的载体。
那些书是如何到达读者手中的？它们不是像变魔术一样自动送到读者手里的，而要依靠文化中间商的努力。当然，文化中间商的动机是为了赚钱。你所引用的话其实来自我书里所写的一位书商，而不是我本人。
《启蒙运动的生意》，[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顾杭/叶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在我这几十年来对书商的手稿研究中，我努力寻找书商本人的意识形态渗透进所卖图书的迹象，但我并没有找到——除了皮埃尔·卢梭的例子，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与《百科全书》相一致的。
当然，图书行业从业人员都会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许多人会同情启蒙哲学家们。但为了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赚钱。其实在他们成功赚钱的情况下，他们也顺便将启蒙运动传播出去了；启蒙运动是一场传播光明的运动，他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将这些图书从业人员等同于启蒙思想的热心传播者。
新京报：在大众的想象当中，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运动的经典哲学著作销量应该是最高的，正因为如此，启蒙思想才深入人心。但是，据你的研究发现，在当时的畅销榜上，其实毁谤性书籍、丑闻纪事、色情小说才是最畅销的。因此，是不是可以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卢梭和伏尔泰的错”，真正点燃大革命的书籍是写修士和修女寻欢作乐《开放的特丽萨》，写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如何从妓院一路睡成路易十五情妇的《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和反衬现实丑恶的乌托邦文学《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对于启蒙运动思想的传播来说，这些毁谤性书籍、色情小说和地下文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这些“地下书籍”在人们心中播下了法国大革命的种子吗？
罗伯特·达恩顿：同样的，我也要纠正大家对我研究的误读。启蒙运动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说法是过于简化的；声称“哲学书”——即包括色情和无神论在内的被禁的图书类型——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说法同样是过于简化的。
在查阅手稿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禁书构成了法国图书贸易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它们是可以被识别的，因为它们得到了特殊处理：它们以“哲学书”的标签出现在目录中，并且被特别小心地订购和运输。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我找到了这些记载禁书交易的文献，并向读者展示了这些禁书是如何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地下网络渗透进法国的。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我试图了解哪些书最受普通法国读者喜欢——也就是去衡量图书的需求，甚至试着大概提供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
我的研究结果显示，历史、旅游、科学、小说等诸多类型的书籍，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它们在十八世纪后却被遗忘掉了。在当时畅销书的总体销售格局中，“哲学书”的地位的确重要，但并没有其他书籍那么重要。因此，在我研究了当时文学作品的总体传播情况后，我修改了我研究禁书后所得的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像《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这样的畅销书还是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因为这种书能使读者对国王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里伯爵夫人》，卡佩菲格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年1月。
买得起《百科全书》的精英往往是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人
新京报：许多人会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教化了民众，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从你的研究中，我似乎很难找到像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主要市场还是贵族、教士和文人等旧式识字阶层，启蒙思想似乎只局限在精英圈子里。你是怎么看待启蒙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渗透程度和影响力的？启蒙运动渗透到法国社会有多深入？
罗伯特·达恩顿：我能找到买《百科全书》的人，确实来自上层社会——法官、律师、医生、大地主、官员、贵族，甚至还有很多牧师。《百科全书》的购买者里没有手工业制造商。很少商人会买《百科全书》。工商业资产阶级明显较少受到《百科全书》的影响。
其实，《百科全书》是一本非常昂贵的书，即使后续出版的版本也是如此。普通书籍的价格往往在20到30苏之间，这相当于一个半熟练工匠一天工作所挣的钱。这些普通书籍在法国社会中层的许多人——即“资产阶级”的购买力范围内。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些人购书习惯的系统性资料。在图书的流传链条中，我所找到的文献中没有给我提供书商以外的资料，我只能偶尔地提到读者。
因此，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具有总括性印象，而不是一个系统研究的结果。我认为，启蒙运动所影响到的广大公众，基本上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众。启蒙运动对法国社会“名流”们——即中产阶级中较富裕的那部分人——的影响尤其深远。
新京报：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具有讽刺性的是，启蒙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官方“保护”下完成的，因为《百科全书》的生意是受官方保护的。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具有暧昧关系——购买昂贵的《百科全书》的人，更可能是那些在大革命时被推翻的对象。启动革命的很可能是没有读过这些著作的下层民众。罗杰·夏蒂埃认为，并不是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促成了法国大革命，而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思想遗产为自身辩护。你怎么看待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并没有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或者你认为启蒙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罗伯特·达恩顿：是的。买得起《百科全书》的精英往往是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人。事实上，拉法耶特和孔多塞这样的贵族是启蒙运动最积极的拥护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革命的早期阶段领导了革命。
在一定程度上，贵族阶级在无形中损害了自己阶级的利益。旧制度无法获得精英阶层的效忠，成为了其崩溃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大臣和行政官员都赞同启蒙思想，因为启蒙思想对他们的改革尝试有很大帮助。我同意罗杰·夏蒂埃的观点，即革命者利用启蒙运动来使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进行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