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耶特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发明”启蒙运动之前，启蒙运动就不曾存在。许多资料证明，在1789年之前，受过教育的法国人认为他们生活在“启蒙时代”（“le siècle des Lumières”）。正如狄德罗所说，启蒙运动是一场“改变思维方式”的运动。到了18世纪中叶，启蒙是一股强大的、自觉的力量，在法国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当然，启蒙也是国际性的。我的研究仅限于法国的情况。
新京报：你的许多研究都体现出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图书的消费或许可以体现出读者在社会心态上的某些需求。但是，你似乎较少谈及不同的读者是如何阅读和接受这些书籍的。这是否是一个比较难以研究的领域？
罗伯特·达恩顿：要进入二三百年前读者的阅读心理是一件很难的事。由于有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档案，我得以重建了某位阅读卢梭著作读者的心态，并由此总结了读者对卢梭著作的接受心理（《屠猫狂欢》的第六章）。
但遗憾的是，尽管罗杰·夏蒂埃等人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但现存的资料并不允许我们书写一部严谨的法国大革命前的阅读史著作。我觉得中国也许存在着写出严谨阅读史的可能，因为许多中国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说出几个世纪以来，儒家经典是如何被读者阅读和接受的？
我不同意“今天的报纸就是历史的初稿”
新京报：在二战后，历史学面临着转变，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学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以社会结构、经济层面为主的历史叙述模式，再转到你所从事的文化史研究。这也使得传统的政治史逐渐衰落。有人批评新文化史过于强调文化的因素，会让历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你能否分享一下你对于新文化史的反思，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又会产生怎样的新形态？
罗伯特·达恩顿：我同意。对于历史学来说，碎片化和过度专业化是一种不幸。就我而言，我不会将文化因素与政治、经济或社会等其他因素进行分离。我的看法源自人类学——文化渗透到人类的所有活动中，因此，学者要看到价值观、态度和世界观是如何参与到劳动以及家庭关系等日常活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需要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我指的是普通人，而不只是哲学家。要研究意义的产生这种基本活动——正如马克斯·韦伯的“意义关联”（“Sinnzusammenhang”）的概念一样——就要让文化史研究不脱离其他历史的研究方式。
新京报：你来自一个记者家庭，父母都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你也曾当过《纽约时报》的记者。你觉得你的记者背景对你的历史研究和学术生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该怎么看待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是你在研究中更关心历史中的普通人和普通人（非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和心态的来源？
罗伯特·达恩顿：记者总喜欢说，“今天的报纸就是历史的初稿”。作为做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报纸与私人信件、教区登记簿等其他种类的文献同样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而且，历史研究者所需要具备的研究方法和观念跟报道新闻完全不同。
“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建构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如此，我想我当记者的经历可能使我热爱读调查新闻和通讯类文章，这增加了我对普通人的兴趣——这也是英国人过去所说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在当记者的时候，我在警察总部呆过很长时间，这可能有利我在巴士底狱档案中进行侦探般的工作。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新京报：你曾当过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你上次来中国时曾表达过，图书馆的历史并没有沿着一条不间断上升的知识民主化的路线发展。我们如今有了互联网，有能力实现启蒙时代乌托邦式的理想。但是，你也提到，期刊价格的高昂，版权问题都是知识民主化中所遇到的挑战。你甚至还认为，版权涵盖了作者的一生再加70年是很荒谬的，这意味着大多数书籍的版权保护期超过了一个世纪。我们该怎么解决商业化和知识民主化之间的矛盾？
罗伯特·达恩顿：唉，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认为我们应该修改版权法，但在美国，由于游说团体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这一点无法实现。我很担心科技巨头在数字领域上逐渐增强的垄断力量。在美国，我们已经体会到社交媒体的有害作用。三十年前互联网开放时那种的乌托邦式热情已经让位于给悲观主义。尽管如此，我仍然同时坚持 “数字化、民主化”的口号。
新京报：你在研究中曾提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充斥着盗版图书。直到现在，在许多版权保护没有那么严格，文化产品供需不平衡且比较封闭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盗版现象都普遍存在。有人认为，盗版虽然违法，但它是这些地方的“普罗米修斯之火”，有助于新知识和新文化产品的传播。当然，盗版现象肯定对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有所侵害。你是怎么看待盗版现象在历史中的角色的呢？
罗伯特·达恩顿：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叫《盗版与出版》（Pirating and Publishing），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的续集（但不是第二卷）。
在这本书中，我证明了从1750年到1789年，法国市场上有一半以上的图书是盗版书。事实上，我认为当时实际流通的图书中，有四分之三的图书是非法流通的——我指当时的法国法律，因为盗版书主要是法国境外的出版商在从阿姆斯特丹到日内瓦的“新月沃土”（我称之为“新月”）中印刷的。
几乎所有启蒙哲学家的作品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印刷的，并通过同一个地下网络里传播。所以，是的，我认为在历史上，盗版对启蒙运动的传播，以及对于获取文学作品的民主化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这说来话长，我不想在这里进行总结。总的来说，我认为十八世纪的盗版书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而且还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研究对象。
采写 | 徐悦东
编辑 | 青青子 罗东
校对 |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