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书籍的需要量大增，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比雕版印刷更省工省事、效率更高的办法。在这样的社会需求推动下，布衣毕昇在宋仁宗年间发明了胶泥活字，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这种方法可以节省雕版费用，缩短出书时间，又经济，又方便，和现在的铅字排印是一致的。
但是虽然宋代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普遍，但手抄书籍仍是书籍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仍然相当普遍。
据统计，1177年，宋代的皇家藏书，包括主要藏书机构和皇家档案馆，有59.5%的抄本、32%的稿本，印本仅占8.5%。仁宗嘉佑年间，一次抄书一万六千余卷，同时的刻印本是四千七百余卷，只及抄写本的四分之一强，也从侧面证明了抄本书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宋代抄书盛行，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抄书工序简单与书籍的印刷传播相比，手工抄写只需要人和笔墨纸砚即可，工序简单，操作起来也十分容易。而印刷传播，工序复杂，需要刻工、写工、印工、装订工、运输工、编辑校对人员等，而且是一系列的连续过程，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书籍的印刷传播在当时尽管属于新鲜事物，但作为新兴传播方式，在社会层面上普及和推广，以及被普通群众所接受，仍然需要一定时间。
抄书可以练字宋代从皇帝到文人学士，几乎都有崇尚书法、练习书法的风气。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都喜欢书法。被称为“书法四大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的书法各有千秋。正是在这样一种书法氛围下，宋人更喜欢抄书。同时，这些名家的抄本由于稀缺难求而显得弥足珍贵，往往被人奉为至宝而沉醉其中。宋代一些精美的抄本往往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抄书者在古代是一种职业，特别是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书籍都靠人工抄写，很多士子用抄书来获取报酬。宝元初，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范仲淹对其进行抨击，后被指控，贬到饶州，蔡襄作了“四贤一不肖”诗，为范仲淹打抱不平，这首诗歌出来之后，通过手抄传播，受到广大民众欢迎，一些抄书人抄写后拿来出售获利。在这里，抄书本身就是一种生存与生活的方式。
抄书可以祈福禳灾宗教信仰者通过抄写佛教、道教经籍能够修炼功德。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之下，抄写经书活动经久不衰。比如，宋哲宗“性庄重，从学颖悟，自皇帝(神宗)服药，手写佛书为帝祈福”宋哲宗通过抄写佛经来禳灾祈福。抄书还可以用来收藏。宋代许多私人藏书家都通过抄书这种方式来收藏书籍。“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书，抄本为多。”为了保证藏书的质量，藏书家在抄书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其中的错误进行校对，通过抄写，可以给自己留下副本。
此外，笔墨纸砚是抄书者不可或缺的抄写工具，没有这些工具，抄书活动就无法顺利进行。文字的产生，笔墨纸砚的发明，书籍的抄写传播，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字为之大辂，载籍为之六辔，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书籍传播的这种影响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