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遗产的终极价值
在200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次会议形成的《凯恩斯决议》中规定，除了还没有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外，所有国家每年只能有一项提名。后来在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修正为：容许一国提名两项世界遗产，但其中有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项目；并同时规定，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只接受四十五项世界遗产的申请。
这不仅反映了《世界遗产名录》已经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手段，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遗产的申报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申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产品供给”，《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只有在存在合适甚至高涨的需求时才会凸显出来。而另一方面，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对《世界遗产名录》产生高涨的需求，也正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游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其实，将世界遗产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并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恰恰是旅游者年复一年涌向这些遗产地的原因。该组织公布的一项数字显示，在1998年，全世界就有近5亿人游览了552个世界遗产地。国外学者对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2个遗产景点的研究发现，它们接待的游客量占所有游客量的84%以上。经合组织于1999年实施的调查也证实了旅游与世界遗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同能吸引游客的磁铁一般，世界遗产往往成为所在国（或地区）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事实上，除了国际援助和政府拨款外，国外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资金恰恰来自于旅游收入，比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尼亚的别尔坦和它的要塞教堂等。
世界文化遗产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除了这种基于市场层面的价值认识之外，国际上对待遗产还存在另一个层面，即对其内在的文化及自然价值基于精神层面的认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住宅重建和新建，欧洲城市中的历史建筑迅速消失，历史环境被破坏，城镇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在消失。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对待历史建筑态度上的错误，意识到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和文化遗产作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突出作用，人们不仅保护文物建筑，而且开始着手全面保护城市中的旧城区，希望通过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以保留历史记忆、保持城镇历史的连续性。
世界文化遗产是民族认同的终极表现。全球化的加快推动了人们寻求民族身份特性的需求上升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热情持续高涨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和文化都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从推动文化资源共享方面，全球化趋势将成为世界各民族密切关系的一个有利因素，但资源的共享不应导致文化价值的趋同。为了让本国或本民族的人民能够在同质化的过程中保持异质化的进程，就需要能够寻找本土文化的根源，展现本土文化的杰出表现，赋予国民以自豪的身份特性。这恰恰是世界文化遗产才能承载的历史使命。
因此，不管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不断增加，还是更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出现，它们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而展开。那就是世界遗产的终极价值在于集中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它们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
二、世界遗产的保护应该是开放性的
文明的时间轴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构成。现在我们已经接过了“过去”传递的接力棒，我们正在忠诚地与“未来”进行着交接工作。这也是《世界遗产公约》和《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所赋予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这些遗产构成了丰富和协调发展当代与未来文明的一种源泉，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这一部分人类遗产并确保将它传给后代。
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阿奇姆•斯坦纳认为，将人类生活与我们的自然资源基础割裂开来是导致灾难的源泉，同时指出，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类是高效和平衡发展的关键变量的话，保护也不能成功。这等于明确地指出，原封不动的保护不是世界遗产保护的理想选择，在利用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才是可行的保护模式。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承认世界遗产内涵的巨大经济价值，并在发表《世界遗产公约》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其中第62条明确指出，“在不忽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巨大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情况下，应采取措施促进和增强该遗产明显的文化和教育价值，以服务于保护、保存和展示该遗产的基本目的”。在《世界遗产公约》颁布30周年的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世界遗产布达佩斯宣言》，其中第3条明确指出，努力在保护、可持续性和发展之间寻求适当而合理的平衡，通过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适当的行动使世界遗产得到保护。
三、世界遗产地旅游不是洪水猛兽
如果暂且撇开旅游利用这个层面，单就可持续概念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可持续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它至少应该包括生态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和经济可持续三个层面。任何一个系统的可持续发生了问题，整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都无法实现，只有三者的可持续要求都得到保证，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可持续发展“铁三角”。
通过社会均等和参与达成遗产地的社会可持续。如果不能改善遗产地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包括缓解贫困）、不能解决他们的公平参与和均等获利的问题，在一个更大社会系统中的世界遗产的保护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正如同阿奇姆•斯坦纳所指出的，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类是高效和平衡发展的关键变量的话，保护也不能成功。如果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遗产最新的保护理念来看，孤岛模式将被摈弃，整体保护的思想将成为主流，而保护范围的扩大自然就会涉及到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人的问题，社会系统可持续的要求也就更加突出。
致力改革获取效益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要保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就需要改善经济政策、经济效率等方式推动遗产的经营管理，从而保证遗产产业自身的可持续。而徐嵩龄的研究发现，西欧各国走上遗产管理制度改革之路也正是迫于遗产数量大量增加、遗产保护和遗产服务等成本上升问题所作出的选择。徐嵩龄援引西方学者的观点指出，英国的遗产或是采取商业经营，并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利益空间；或是在面对其他单位的改革时，一仍故我，承受被抛弃的风险，它的来自参观者的收入将会丢失给休闲、娱乐、教育领域的对手，它将会*并丧失遗产资源。
加强遗产地管理推动生态系统可持续。要保证生态系统包括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就必须在特定的容量范围内进行开发利用。但是容量概念本身只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而绝对不是可持续发展目的本身。遗产地容量的大小往往取决于游客的时空分布、消费技能和保护意识和有关方面的管理能力以及开发利用的具体方式。正如厄瓜多尔戈拉帕哥斯国家公园技术部主任迈克尔•比利恩莱德所说的，“人们总是将我们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归罪于旅游业的失控。在戈拉帕哥斯，虽然旅游的确可能带来潜在的灾难，但却远未失控。”
因此，只要能够坚持“铁三角”原则，遗产地旅游并不是洪水猛兽。尽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研究指出，“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计划造成的消失危险”是造成遗产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目录的原因之一，但对现有35处濒危遗产的原因分析发现，只有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是因为无序的城市发展、观光旅游又缺乏必要的维护，导致城市建筑物老化，从而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