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节有几个地方可以做改动，也言之成理：战车部队可以横掠阵前掩护中军，然后与公族一道冲锋。这种假设要劣于上文重建的事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如此复杂的行动中，由指挥官直接掌管的部队多多益善，这样他才能比较容易地指示部队何时行动，近卫军开始时处在中军和上军之间的位置，最能满足这个条件。
让他们出击也可以让最右翼的尘土飞扬得更持久，在这里的上军就可以调转头来准备逆袭。战车加入公族一起作战则没那么容易。公族要等楚左军冲出扬尘之后立即予以痛击。也可能晋中军并没有前进，战斗就开始了。换言之，双方的左翼都受到攻击，晋国在先楚国在后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种可能是，晋国的上军只是挑战诱敌而没有参与进攻。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在《左传》中是常见的做法。
这场战役具体是在哪里发生的，现在还难以确定。最可能的地方是两处：河南省陈留县东北、山东省濮县南部。然而事实是，战场的具体位置既不可能明白确定，也不是很重要。有人推测有莘之墟位于某座小山上，而沼泽也在战场的边缘。不过地形在城濮之战中并不重要，除非要设伏时才加以考虑。
城濮之战后的仪式性行为也非常典型。文公回到晋国，为周天子立宫于践土，他还在践土献给天子一百辆战车和一千名楚国步卒，由此正式称霸。不难想见，随后小国君主便要急忙寻求新的平衡，《左传》里也有体现。
用道德主义记录战争当然会掩盖实情。逻辑上讲，如果像《左传》宣扬的那样，文公之德有如此强的感召力，那么他肯定能长久不衰；然而事实是，城濮之战后不久，他就遇上了接连不断的难题。他称霸后几个月就率盟国围攻蕞尔小国许国，没有成功。
翌年，他又威胁郑国；第三年围郑，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在这一时期，狄人一直是中原的威胁，在践土之盟之后三年就大举(至少就记载来说)入侵齐、卫两国(两国都是晋国的盟友)。可以判断，这场以城濮之战为顶峰的争霸大戏，损耗而非充实了晋国的国力。
历史学家童书业把城濮之战视作一个大转折，楚国对中原地区所向披靡的入侵受到遏制，认为晋文公处于同时抵抗南蛮和北狄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前584年巫臣出使吴国，才是遏制楚国、削弱其威胁的关键事件。巫臣是楚国的前高官，流亡到晋国得到任用。他最有理由憎恨楚国，担负起向吴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任务：传授吴人怎样使用武器、怎样列阵战斗。楚国东南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存在，就无法在北方为所欲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