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城濮之战：结盟、主帅、地理位置、战斗指挥有何不同？
这场战役要放在两大集团长期对抗的大背景下考察。一个集团以晋国为首，其成员国是更为中原化的国家；另一个集团以楚国为首，其成员多是非中原的各南方国家。城濮之战是双方的第一场大会战，结果是晋国胜利，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看看双方对待这场大战的做法如何，又有何不同？
结交和维持盟国是战争外交准备的重头戏。晋楚争霸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两个大国和夹在其间的各个中原小国之间分合无常。地缘远近无疑是首要因素。申国和息国参加了城濮之战，两国是楚国的老牌卫星国，其军队非常好地融入了楚军；陈国和蔡国毗连楚国，也是其坚定盟友。估计楚方三分之一的兵力都是这些盟军提供的。晋文公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楚军的命门所在。
徐国也因为地缘相近，成为楚的盟国。卫国和曹国则明显是临时加入楚国一方的；鲁国也与楚结盟，鲁国公族率领军队保护卫国。宋国和齐国则受晋国的保护。通常来说，最先进攻的目标，就是离自己最近的敌方盟国：在城濮之战中，楚国及其盟国攻宋，晋则攻曹、卫。像卫国这样，远离自己的“大哥”，却与“大哥”的对手相距很近，便非常容易遭到攻击。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力量平衡，无非靠以下两种办法维持：一是不断的背叛和结盟，二是国家势力的消长。判断消长，就看一方敢深入与主要对手之间的缓冲区多远。
争霸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双方君主的道德人格。中国的史家向来看重天命与功过，他们修史总是遵循道德主义，对战史的记述也是为了证明战胜者实至名归。就城濮之战而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左传》对重耳的流亡生涯的完整记述。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左传》似乎想要告诉读者，一个真正尽职的谋臣可以为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主公做许多事。重耳有一个特别厉害之处，就是能让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成全他。在这些人的指引下，重耳才开始产生对自己天命的幻想。重耳变成晋文公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虚怀纳谏的君主。
晋文公的形象非常模糊，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对中国历史名人的个人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城濮之战中，几乎唯一有关他个人经历的记载是，他曾经一时兴起答应楚王——可能是他没忘，也可能是别人提醒之后记起来了—如果他的军队和楚军对阵，他会“退避三舍”。
《左传》也描写了楚军统帅子玉的个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击垮晋文公抱着偏执甚至狂热的态度，这种一味的、毫无来由的恶意，就像《奥德赛》中的埃古一样。唯一赞许子玉的大概只有晋文公本人，他说这些话是在子玉去世之后。荔贾评价子玉“刚而无礼”，并且预见楚军在他的指挥下必败。子文急于把位置让给子玉，似乎是因为惧怕他。
《左传》在城濮之战后插入了一段文字，可疑却透露真情。这件事发生在战前，子玉有“琼弁玉缨”，河神托梦给他，如果他能将琼弁献给河神，河神将赐给他“孟诸之麋”。子玉用非常理性的话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巴结河神：“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这是地道的儒家思想，不像一个偏执、狂热的半野蛮的楚国人说的话，而随后，晋文公说这才是子玉的真实面目。他批评子玉的继任者“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明确地表示子玉的接班人在这些重要方面是不如子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