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奥德赛》作为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经典，早已经超出了一个文学文本的范畴，深入到了西方社会的思想史与心理结构中。这个关于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历经千辛万苦还乡的故事，后来在西方不同国家的文学中一再被讲述，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奥德赛故事，20世纪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达到了巅峰。
《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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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是以奥德修斯为核心主人公的，他是被精心设置的完美英雄、儿子期待的偶像、妻子的试金石、家庭的绝对核心、万人迷钢铁直男的形象。在乔伊斯笔下，这种单声部独唱变成了一种双向的寻找：斯蒂芬寻找精神上的父亲，布卢姆寻找失去的儿子，布卢姆也不再是万人迷，而是一个普普通通、卑微到尘埃里，“母鸡下蛋都能用手去接”的老好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仿佛不再期待英雄，然而“寻子”和“寻父”的故事看似在这部小说里“圆融”了。
但是，奥德赛的故事怎么说得完呢？乔伊斯之后，这个故事更是通过各种媒介一讲再讲，作为英雄的奥德修斯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微乎其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他的反复质疑、声讨乃至审判，从戏剧、电影直到动漫、游戏（例如《刺客信条》）。只不过有时候这种审判是小家庭的私人恩怨，有时候被放大到春秋家国梦的范围，比如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视》和《塞瑟岛之旅》，都是将尤利西斯的故事与民族创伤联系在一起，对“父辈”的批判之意非常明显。毕竟从希腊神话一开始，儿子对父亲的压迫根本就没在怕的，反抗就是了：克洛诺斯用一把镰刀阉割了父亲乌拉诺斯，将他的男根扔到海里，于是从浪花里生出了美神阿芙洛狄忒。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视》
考虑到咱们的父子故事走的都是“郭巨埋儿”“赵氏孤儿”这一路的，虽然对于同属于舶来品的“父亲节”很容易接受，但是那更多基于消费的意义，对于希腊-罗马文化系统的故事理解起来其实可没那么简单。不过，这并不妨碍咱们“围观”他们的家庭伦理大戏。
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版《奥德赛》
不巧，最近接连看了两个德意志版的奥德赛故事：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版，安图·努涅斯导演的《奥德赛》和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1976年拍的电影《公路之王》。两部作品虽然相隔了四十多年，却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非常“当代”；都是被抛弃的儿子对父亲的寻找与质询；并且人物关系设置上也具有一种同构性。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温文尔雅的文德斯几十年前在电影中提出的问题，到了当下的努涅斯那里变得异常尖锐了（导演最后让演员以“德州电锯*人狂”的姿态走下观众席，让我们亲自感受到他的焦虑和威胁感）。我们不妨将这两部作品看作两代德国年轻人（文德斯拍《公路之王》时31岁，而努涅斯今年也不过35岁）通过尤利西斯故事的讲述，表达他们对当下欧洲社会的现实焦虑，以及自己的父亲身份认同问题（即英文所谓的pater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