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人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这“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面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于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子的时候。
无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一爱一的累赘。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一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一爱一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
自我牺牲的母一爱一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一爱一只是兽一性一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一性一”——其实例是比较“人一性一”的，因为是对于兽一性一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兽类有天生的慈一爱一，也有天生的残酷，于是在血肉淋一漓的生存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自然”这东西是神秘伟大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能“止于自然”。自然的作风是惊人的一浪一费——一条鱼产下几百万鱼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单剩下不多的几个侥幸孵成小鱼。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一浪一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一精一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我们的天一性一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走！走到楼上去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衷恳道：“走到哪儿去呢？
“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合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一样是出走，怎样是走到风地里，接近日月山川，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根据一般的见解，也许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可也不能一概预论，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定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欢我那出戏里这一段。
这出戏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愉快，有悲哀，烦恼，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烦恼与吵嚷。还有一点：这至少是中国人的戏——而且是热一热闹闹的普通人的戏。如果现在是在哪一家戏院里演着的话，我一定要想法子劝您去看的。可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演得成。现在就拟起广告来，未免太早了罢？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话——读者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失去了广告的效力。
过一阴一历年之前就编起来了，拿去给柯灵先生看。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谢柯灵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的改，现在我想是好得多了。但是编完了之后，又觉得茫然。据说现在闹着严重的剧本荒。也许的确是缺乏剧本——缺乏曹禹来不及写的剧本，无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的情形，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若叫我挟着原稿找到各大剧团的经理室里挨户兜售，未尝不是正当的办法，但听说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非得有人从中介绍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
先把剧本印出来，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说句寒伦的话，如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而且自以为“希奇弗煞”，然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情有可原。一个人，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情罢！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这是一层。况且，戏是给人演的，不是给人读的。写了戏，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口生人气绘它，让它活过来，在舞台上。人家总想着，写小说的人，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的。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
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问题，不能想，越想心里越乱了。
沿街的房子，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
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探，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佐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一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一浪一，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一性一，像恋一爱一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投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自己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掺，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一性一，也可以说是妇人一性一。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一性一。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一性一还是大于启发一性一。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昧，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一性一；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一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隙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一阴一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一*一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elange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一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一爱一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索朴，也更放您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一性一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一爱一的放恣瓷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一爱一是近亲，和恋一爱一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索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树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一靡一。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难美派。但我以为难美源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一浪一花是轻挑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一浪一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志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p#分页标题#e#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巳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秦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一情，有回复到动物的一性一欲的嫖一妓一——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饼居，饼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一情更负责任，比嫖一妓一又是更人一性一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拼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一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倍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一性一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一操一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一爱一，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一性一。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一爱一，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一性一的一爱一，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一爱一而一爱一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一爱一，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灸，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一浪一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