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所有的散文集,张爱玲散文集摘抄大全

首页 > 文化 > 作者:YD1662024-04-19 11:35:08

张爱玲的所有的散文集,张爱玲散文集摘抄大全(1)

20世纪40年代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张爱玲时代:女性主义痛苦反思时代。反思的时代主题是在40年代后城市文化背景下,以历史宏观视野揭示和批判在文明、自由掩饰下的城市现代两性关系及其恋爱、婚姻、家庭制度的商品化、市场化本质而实现的。在张爱玲等女性主义反思者看来,随着中国城市殖民化日益加深,不仅民族传统文明面临消亡危机,而且二三十年代人们所心仪、渴望,并作为人生理想刻意追求的现代城市文明也为金钱社会所扭曲,显露出反人性、反人道的残酷本质。最能反映这一文化本质的则是现代都市中建立在赤裸裸金钱关系基础上的两性关系及其恋爱、婚姻、家庭制度和作为其补充的娼妓、姘居制度。

因此,将两性关系上升为现代城市文化制度加以审视、批判和反思,便成为张爱玲时代女性主义文学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既是该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时代主题转换(由女性主义艰难实践转入女性主义痛苦反思)的内在标志,又规定着该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新的思想艺术倾向。张爱玲把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她不仅在创作中深刻体现了批判反思时代主题的内涵,而且在历史反思基础上创造了不同于冰心时代和丁玲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理念,从而使她以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文学理念的更新与深化,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划出一个新时代。其中,文学理念的更新与深化,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创新与发展。这些新理念主要包括题材理念、价值理念、情感理念和文体理念。

上述反思的时代主题与文学新理念的结合,形成张爱玲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虽也体现在苏青等女性主义反思者的思想和创作中,但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则体现得更为集中和典型。

张爱玲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创作历程(从1937年发表处女作《牛》和《霸王别姬》开始到1995年搁笔,共58年),以时地为序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上海时期(1943—1951年)和旅居香港、美国时期(1952—1995年)。前期是张爱玲思想和创作的辉煌期,反思的时代主题与作者创新的思想文化理念及审美倾向在此达到高度和谐与统一,使这个时期成为张爱玲时代的标志。后期是张爱玲思想和创作的消沉期和萧条期,文化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改变,不仅使作者因失去创作源泉和原有读者群而陷入窘境,不得不转向旧作改写和文学研究与翻译,而且仅有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也都没有超越或创新之处。因此,这个时期应视为后张爱玲时代。

前期创作包括小说、散文和戏剧及电影剧本,以小说和散文思想艺术成就最高。小说有15个短篇,其中10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金锁记》、《倾城之恋》、《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凋》、《封锁》))结集为《传奇》(1944年9月上海杂志出版社出版),5篇(《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桂花蒸:阿小悲秋》、《等》)收入《传奇》(增订本)(1947年11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中篇小说3篇:《连环套》(1944年1—6月《万象》月刊第7、8、9、10、12期连载,未完之作)、《小艾》(1951年11月4日—1952年1月24日在《亦报》连载,署名:梁京)和《多少恨》(1947年5—6月《大家》月刊第2、3期连载)。长篇小说两部:《创世纪》(1945年3—5月《杂志》月刊第14卷6期、第15卷1、3期连载,为未完之作)和《十八春》(1950年3月25日—1951年2月10日在《亦报》连载,署名:梁京,1951年11月亦报社出单行本)。散文70余篇,其中28篇(均为1944年以前创作)收入散文集《流言》(1945年11月上海五洲书报社初版),后来出版的《张爱玲典藏全集》包括散文三卷(一卷、二卷、四卷),共收入散文50篇(除在英文刊物《二十世纪》发表的9篇及中学时期发表的3篇外均已收入)。另有电影剧本两部:《未了情》、《太太万岁》(均写于1947年),以及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四幕八场话...

后期作品主要包括:长篇小说《秧歌》(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月刊连载并出版)、《赤地之恋》(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月刊连载并出版)、《怨女》(由《金锁记》改写,1966年香港《星岛日报》连载)和《半生缘》(由《十八春》改写,1967年香港《星岛日报》和台北《皇冠》杂志连载,196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前两部系在香港受美国新闻处资助而写,属失败之作,后两部是前期小说改写,在思想和艺术上仍保持与前期的连贯性;电影剧本有《情场如战场》(1958年)、《桃花运》(1958年)、《人财两得》(1958年)、《红楼梦》(1961年)、《南北一家亲》(1961年)和《魂归离恨天》(1963年)等,其中思想艺术成就较高的是《情场如战场》和《魂归离恨天》。

前期和后期作品虽在思想艺术水平上存有差异,但就时代主题而言却具有一贯性:将两性关系上升为城市文化制度的高度加以审视、批判和反思,从而揭示男性法权与金钱社会的结合对爱情和女性人格的扭曲,及由此而酿致的女性苍凉人生的社会性悲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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