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既是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楷模，又是人民公仆和天下为公精神的实践者。这也是孙中山廉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孙中山没有给他的子女留下物质财富，却给全国人民留下了丰富、宝贵、值得珍藏的遗产——革命精神，不朽功业，崇高的人格。
公而忘私和公仆精神的实践者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非常重视对新政权的建设，在制定实施新制度新政策、树立新风尚上，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孙中山一生精力都投入到救中国的事业当中。他个人一生无积蓄、不治家产。1916年10月，孙中山住在上海环龙路63号，朱执信、廖仲恺，以及两位卫士马伯麟、马湘也住此处，月租65元。11月，四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购赠孙中山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黄埔区香山路7号）的一栋住宅，经华侨恳切地劝说，孙中山才来此居住。为了革命事业，他曾两度将它抵押借款，以后仍由华侨再集资为他赎回来。
孙中山生活俭朴，不贪慕奢华。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郭彪送给孙中山一件皮大衣，被他婉言谢绝。对此，马湘在《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分都是澳洲华侨股本，经理郭彪时常来拜候先生。有一次郭彪叫人送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来，我转报先生，先生惊讶地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给他吧！”我便拿了这件皮大衣，找着了郭彪，对他说：“中山先生多谢你，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还给你。”郭彪只得收下。隔两天，郭彪又来访。中山先生对他说：“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孙中山的公仆精神，体现在他对待普通老百姓的接待工作中。对此，当时负责护卫孙中山工作的，时任沪军都督府卫队长兼侦探长的郭汉章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中记述：
中山先生在大总统任期内，每天接见宾客很多。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位姓萧的盐商，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特地从扬州专程到南京来想瞻仰一下大总统的风采。他走进府门，正在向传达室苦苦哀求，刚好我走过去，就向传达员了解情况。传达员对我说：“我问他有什么公事要见大总统，他说没有什么公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我又问他有没有什么意见书提出度，他说也没有。大总统公事忙得很，哪有工夫接见他呢？可是他还不肯走。”我看他八十多岁，又是从外地专程来的，就对他说：“你等一等，我去给你报告一下。”我便进去向中山先生报告。中山先生说：“好，你请他进来，我很愿意接见他。”我当即把这位萧老扶将进来，领他到了中山先生面前，对他说：“这就是大总统。”中山先生含笑起立，正准备和他握手，他已放下手杖，跪下去对着大总统恭恭敬敬地行起从前见专制君主的三跪九叩首的旧礼节来。中山先生连忙拉他起来，请他坐下，亲切地和他谈话，最后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萧老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中山先生说：“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萧老告辞，中山先生送到办公室门口，吩咐我派人叫部车子拉进总统府来送他回到旅馆里去。这时，这位萧老高兴极了，笑着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孙中山未曾在翠亨村购过一点家业，他家乡的住宅是其兄孙眉出资所建。孙中山公而忘私的生活，体现在他的《家事遗嘱》之中：“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余则可称地无一垅，钱无一分，身无长物，不名一文。
选拔官员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
在对待他的胞兄孙眉的态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孙眉曾经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他把在檀香山的资产变卖，充作孙中山活动经费，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广东有人拟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对此，孙中山坚决不同意，并于1912年2月21日致电孙眉，劝其勿任都督：“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次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孙眉听从孙中山的劝说，主动放弃了广东省都督的候选人资格。因此，孙中山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行为，不但为当时官员树立了楷模，也是今天官员学习的榜样。
简朴充实的日常生活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事业，是为了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严格，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简单朴素。许多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志，对此都有生动而具体的回忆。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于1966年11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中回忆了孙中山的简朴生活：“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讲三民主义，讲演的地点是广东大学。每次都有十多个干部陪他从大元帅府出发到珠江对岸，再乘三辆汽车前往。孙中山打听了一下，知道汽车来回四五里路要花十五元钱。以后他就不坐车，同干部们一起步行而去。”
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在《对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一文中记述：
孙中山先生一生清廉，日常生活简单朴素，他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也是由几个华侨筹款捐赠与他的。而且1920年粤军回粤，革命工作需用急款，孙先生还自动愿把房子拿出来典押，我记得是由仲恺经手办的。
我追随中山先生二十多年，向来没有听他谈过做寿的事，那时他的诞辰到底是哪一天，我都不知道的。只是在1924年的中秋，中山先生的乡亲——一位老太太远道来看他，提起了“明天就是你的生日”，我们大家才知道中山先生的诞辰，原来是11月12日那天。那一年中山先生六十岁了，我们大家都想为中山先生贺寿，庆祝一番。但是中山先生没有答应，他认为为他个人这样铺张贺寿，是不应该的。结果只是由仲恺等几个比较熟悉的同志在他公馆叫厨子办了两桌简单的酒菜，作为寿宴。
1917年至1925年曾任孙中山的侍从副官、孙中山逝世后担任南京中山陵园拱卫处长的马湘在《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二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吩咐我去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肥鸡来待客。唐绍仪很快就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馔。中山先生见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问我说,“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房里只有咸鱼。”先生便命拿上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一边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啊！”有一次，伍廷芳、伍梯云和唐绍仪几个人一起来，先生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说：“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一些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先生也不加以强留。
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辛亥革命人物肖仲祁在《回忆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记述：
中山先生平生生活清俭。在日本时，常常步行，到陶梦蛟寓楼久坐，虽设小点，并未染指，两国桥酒家谈宴时，酒不沾唇。广州总统府本系士敏土旧厂，门径敞坏，不加修葺。宁乡陈家鼐告我云：“总理安于卑陋。生怕劳费，其上海香山路七号两层楼的洋房，亦朴素不华。府中客厅设座多处，每处仅白开水一壶，不设烟具茗具。所着衣服，与客居东京时差不多，仅保持整洁两字”。
同盟会会员耿毅在《在追随中山先生的年代里》一文中记述：
中山先生自奉非常俭朴，平常总穿一身中山装，也不讲究吃；请人吃饭往往不过是四菜一汤的家常便饭。他一生都没有什么积蓄。但是，他待革命同志很慷慨。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我和中山先生都在上海，有一次我到先生家去，先生从床下拉出一只箱子，打开箱盖，里面还有一些钱，他对我说：“鹤生（引者按：耿毅，字鹤生）这些你都拿去吧！”胡汉民在旁边急着说：“你把这些都给了鹤生，自己怎么办呢？”我也知道先生的经济一样困难，不愿意要，先生说：“你们别管我，我总有办法。”于是推来推去，不得解决。后来，陈英士先生恰恰为我们借到了一笔钱，才算结束了这场相持不下的推让。
同盟会会员、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追忆孙先生》一文中记述：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孙先生为革命而在海外奔走的时候，始终不曾坐过头等舱。孙先生总是坐二等船舱，一则节省费用，二则可以不必像坐头等舱的绅士们那样吃得华贵，穿得笔挺，可以较为随便一些。中山先生在新加坡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他到外面去玩的事情，他总是那么实实在在的样子。的确，中山先生的为人很值得后人效法。
同盟会会员梁钟汉在《为国忘私的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记述：
孙先生在生活方面，一般人都知道他工作闲暇以后，手不释卷的习惯。我所知道的孙中山在吃的方面也是很简朴的，他做非常大总统时，我是总统府的咨议兼国民党党部的事务主任，当时总统府负责官员吃大菜时，一般都是三元以上一餐，而孙先生所吃的，只花四角钱左右一顿。在服装方面也很注意节约，孙先生不喜欢中国过去的长袍马褂，有人建议他穿西服，他回答说：“不成，不成，穿西服就得用外国的衣料，那样就要花我们本国的钱，使我们的黄金白银外流。”后来他就把当时流行的一种学生服的式样，加上一个小翻领子，口袋改为四个，就成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中山服。
同盟会会员刘文典在《孙中山先生回忆片断》一文中记述：
我亲炙中山先生是1913年在东京的时候。那时候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我也流亡在东京，就和几位朋友，一起加入。当时的情况，今天还历历在目。中山先生住在一座破旧的小楼上，经过走廊，一上楼去就是中山先生的房间。房间一张陈破的短榻，一张木桌子，三张破椅子。中山先生穿着一件棉布的和服（日本衣服），坐在短榻上，有一位广东口音的厨师正在拿午餐给他用。我留心看看这位做过大总统的人吃些什么？出乎我意料的是只有两片面包，一盘炸虾，总共不过值两三角钱，比我们当学生的在小馆子里吃的西餐还简单。我看他生活的俭朴才知道他人格的伟大，崇敬之意，油然而生，默默地坐在一边。他用完午餐，开口问我话了，那一种慈祥恺悌的样子，真令我终生难忘。
由上可见，孙中山不但是公而忘私和公仆精神的实践者，而且在工作中，以国家利益为重，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他的日常生活又是如此简朴、以身作则，这也是领袖的人格魅力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葛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