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5月24日，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Bertrand Lortholary）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官邸为作家王安忆女士颁发了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这既是法国政府对王安忆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是中法两国文化与文学交流的见证之一。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给王安忆女士授勋
法国驻沪总领事王度与王安忆女士及其家人
2013 年，王安忆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本次被授予的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的最高荣誉，由拿破仑于 1802 年设立，授予为法国作出卓越贡献人士，包括军人和平民。
王安忆女士现场致辞
以下是王安忆女士在此次勋章授予现场的致辞，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全文完整发布：
尊敬的大使先生
尊敬的总领事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站在这里，接受高贵的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不仅在于军团勋章本身具有的光辉，更因为这是我们的巴金先生得到过的荣誉，这增添了它的重要意义。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狂妄地以为，和巴金先生在同一高度，相反，它给我自省的机会，检视我和巴金先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差异和距离，于是，不禁感到羞惭。
我出生在1954年，父母是军旅中人，次年，跟随转业的母亲来到上海，从此，就在这里生活成长。仔细回想，这城市有许多奇特性，比如，满街的法国梧桐，其实是英国树种，名字叫做“悬铃木”，现在，正是它结籽的季节，于是，满天飞絮；再比如，在我们居住的淮海路的弄堂房子后面，有一所中学，前身是法国震旦女子学院，在它的楼顶，立着一个石头亭子，亭子里是圣母圣子的雕像，夜晚在我们家楼梯口的窗户，看得见夜幕下的剪影，有趣的是，就在同一个方向，有一颗闪闪的红星，那是中苏友好大厦的尖顶，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建造于中苏交好时期；还比如，我们的儿童歌谣有一首叫做“马铃铛”，“马铃铛，马铃铛，大家一起马铃铛”，后来知道，它其实是英国民歌，唱的是一座大桥，“Falling Down，Falling Down，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在我小时候，上海放映过一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夜半歌声》，是一部左翼革命电影，上海的电影人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这部电影在坊间的流行却侧重它的恐怖悬疑，里面的人物被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也是后来，知道它其实改编于二十世纪初法国小说《剧院魅影》，1986年英国同名音乐剧也是来自于它；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活动中心“少年宫”，原先是犹太富商嘉道理的私人住宅；前面说的中苏友好大厦则是另一个犹太富商哈同的宅邸；我们从小玩耍的公园里那一座洋葱头拱顶的建筑，是东正教堂——你们知道，如此混杂错综的历史地理人文，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所有的知识最后全都一锅烩，归纳成新民主主义教育。
1966年，世事开始动荡，小学教育就在惶惑中结束，直到下一年的冬季，才进入中学，就近分配中学。幸运的是，我恰巧进入方才说的那所中学，不太幸运的是，教育依然在摸索中，企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新路，所以，每一科目都有头无尾，惶遽中开始，惶遽中结束，没有课本，没有教纲，后来，连课时都不能维持，于是，不到两年，匆匆毕业，从理论上算，我们叫做“69届毕业生”。这个名字几乎是个谑称，是没有上过学的学生的同名词，也是个隐喻，喻示着一代人被教育放弃，两手空空地走上社会。在我几十年来各种履历表学历这一栏，我还是很厚脸地填上“初中”两个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将要说到文学这件事了。如我这样，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不具备的人，从哪里汲取文学艺术教育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小说家，从小失怙恃，由她的祖母养大，最无望的日子里，她的祖母总是和她说，一株草顶一颗露珠，意思是人不养人天养人。我的“露珠”是什么呢？那就是书籍。说来很神奇，一方面，学校停课，出版停业，电影院关门，满目荒芜，另一方面，随处可见书籍。废品收购站满地皆是，一车一车送去，捣成纸浆，作下一轮的用途；图书馆打碎的门窗，路人皆可自行进出，一抱一抱地拖出来；失去管教的小孩子，偷走父母的藏书，我们都掌握一门技巧，就是从书橱的封条底下，小心抽开橱门，再小心合上，那封条有的是红卫兵，有的是自己贴上，表示自我革命；抄家物资从院子里流散到弄堂，再从弄堂流散街上；私下交易，互换有无，在年轻人里面，最走俏的就是翻译小说。没有经过中国古典文字学习，这就闭上了一扇门，没有外国语的学习，又闭上一扇门，翻译小说却打开一扇窗，其时，翻译者多是由大作家、大文豪担任，比如巴金先生，比如傅雷先生，这又是一扇窗，很幸运的，我们得到了五四人文进步背景的新文学营养，它及时地填补了学校教育的缺失，让我们避开成长的危险，滋润了青春，走上人生的正途。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必须要提到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它的邂逅适当其时。第一次接触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包含卷一到卷三的第一册，封面已经脱落了，书页卷边，那时候，我们拿到的书常是几乎翻烂，有头无尾，而且，分配给的时间非常局促。这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我们家滞留较长时间，很可能是被上家错记借给了谁，由于交换续接往往是在数人之间进行，难免会发生失误。这三卷所写是克里斯朵夫混沌初开的时节，正合乎成长所需，感官从蒙昧中苏醒，世界呈现轮廓，最要紧的是爱情。像我们这些人，往往是胆小鬼，大概也因为这，最后选择文字为终身职业，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爱，甜蜜和苦涩，诱惑和背叛，悸动和战栗，可说满足了前青春时期的所有的伤感主义，同时，也给予了抵抗力，让我能够避开罗曼蒂克的窠臼，趋向更为思想性的境界。几乎花费了十年时间，我才等来以后的三册，接下来的阅读却并没有之前的快感，也可能这时节书籍的选择多了，至今记得，翻译名著重版发行，书店门前的长龙，天不亮排起，绕街区几周，实行限购，不得挑选，轮到什么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富有象征的景象，象征着文学生活回来了，而这文学生活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以译本的形式为体现。但无论怎么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课，它的意味不仅在叙事艺术本身，还在于它是匮乏时代的丰饶想象，现在，梦想成真，你必须亲身体验。卷七“户内”当时感到晦涩，可后来经久不衰地阅读。克里斯朵夫到法国去寻找思想的救赎，他到音乐戏剧里找，到资产阶级的沙龙找，到贵族找——巴黎的贵族都是些失魂落魄的人，到革命中去找，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激进政治的源头，都失望而归，最后，他在公寓的阁楼养病，却与他要找的法国精神不期而遇，他的邻人，认真生计，养儿育女，暖老温贫，就在这世俗的生活里，蕴藏着拯救他脱身虚无的力量。就这样，在有余的日子里，我得到对稀缺的想象。我知道，法国文学界不像我们中国人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喜爱，我想，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傅雷先生的译文，业内人常说，先生几近重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像先前说的那样，文化的传播总是经过误解，这是多么宝贵的误解，我们在读罗曼·罗兰的同时，又读了傅雷先生。
曾经有个时期，我们家住在傅雷先生对面一条街的弄堂，进来出去常常从他家走过，已经人去楼空，但花园里常年青绿，鲜花盛开，据传是他们的邻居，一直绕进花园，浇水剪枝。我时常揣测，这位邻人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并不从事有关文学的行业，甚至，未必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只是不愿意让花园荒芜，要它季季繁荣，这不就是克里斯朵夫公寓里的邻人吗？这不就是文学这虚构的艺术和人的关系？
我扯得太远了，可是，在这个日子里，饶舌是免不了的。最后，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使先生，谢谢总领事先生，谢谢陈楠先生，他一直帮助我参与法领馆文化方面的事务，也谢谢法领馆的工作团队，你们向来对我很好，这里是上海所有领事馆里，我走动最勤的地方。谢谢陈丰女士，是你把我的书带给法国出版社，让法国读者认识我。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的朋友，同事，谢谢你们捧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