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后，关于人类的起源及本质不过是旧知识的回炉重造，并没有较大的突破，在这些理论中出现了一种“神秘主义”，这些神秘主义者将自我与创世者相提并论，突出“我就是上帝”的惊人言论。
这些人认为，真正的自我与宇宙并列，是永恒不灭的，这种意识被后世的人们归类为“宇宙意识”。
到了神秘主义这里，人类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本源融汇到一起，打破了唯一的理性，从永恒的观点看问题，将人性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可惜的是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保守的基督教成为当时哲学的主要信仰，这段时期的哲学家认为，人类必须通过上帝的指导，才能得到快乐与救赎。
中世纪压抑着人类的*和天性，而接下来的文艺复兴时代则与之相反，人们开始不信任基督教，一切重新回归到以人为中心，强调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来到世界上有其特殊的意义。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享乐主义，一些人认为需要打破禁忌及时行乐，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预示着人类干涉大自然的开始。
这样的学说一直发展到十七世纪，巴洛克时代的到来，这时出现了经验主义与自然法则，进一步证明人类是谁以及存在的意义。
巴洛克的哲学家，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以及社会实践考察，他们发现整个地球在遵循一种淘汰的自然法则，到了十八世纪初期，达尔文创立了物种起源学说。
物种起源是至今为止最接近人类是谁的真相，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认为人类最初是由猿猴演化的，这种动物进化论彻底推翻了上帝造人造物的神学，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精准的方向。
从哪里来：从物种起源到存在哲学我是谁其实与我从哪里来时相似的，从哪里来追求的是物质本源，我是谁是发掘精神本源，前者是感官世界，后者是理型世界，两者都专注于怎样让人类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继达尔文之后，出现了新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的专注的问题与人类息息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是生殖与繁育。
新达尔文发现，所有的生命繁殖过程基本上都和细胞的分裂有关，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会产生突变，突变的种类要么天赋异禀要么天性残缺，因此形成变种。
天赋异禀的物种会在自然中越来越有优势，最后繁殖能力越来越强，发展的种类与数量也会越来越多，而天性残缺的物种会在激烈的角逐下逐渐被淘汰，因为始终无法很好的适应环境，导致种类完全消失。
人类的繁殖内心也是因为细胞的分裂和突变，在竞争中有优势的人才会存活，而弱小的细胞组合物会充斥颓势。
新达尔文主义在研究“人类从何处来”时，从细胞的分裂开始追溯细胞的初始地，也就是物种的最初原始细胞。
经研究发现，最初事物原始细胞是由一个小小的无机物开始的，无机物触碰到阳光，热，电，氨盐等化合物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复合现象。
复合现象最早出现在大海里，细胞开始不断的分裂再分裂，直到从海洋发展到陆地，海洋生物成为陆地生物，陆地生物再发展成飞禽等物种。
在几千万年的演化下，加上物竞天择的自然生存法则，物种的神经系统越来越复杂，物种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其中人类社会因为其特有的三个属性（感知，移动，思考）成为食物链的最顶端生物。
在了解了人类的起源后，后世的哲学再一次发生转向，从研究人类的物质本源再次回归到精神本源。
对二十世纪造成影响的是德国的尼采，他认为我们应该重视人类本身的生活价值，而人的存在比任何事物都重要，他的主要理念是“我存在这个事实比我是谁更加重要。”
这种思想在萨特的解释中回归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除了凸显人存在的特别性之外，他还强调自由的个体。
萨特想要证明，人才是事物形成与否的唯一原因，人类有义务价值去创造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又一次追回到古希腊哲学，实际上哲学的发展过程就像两支共进退的河流，时而分开并列时而相互交融，直到一个又一个新世纪的来临。
就像强调个人主义的萨特曾说“所谓哲学问题是永远无法回答清楚的。”
将要到哪里去：从存在主义到生态哲学阿姆斯特朗在登上月球时曾说“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当下的时代，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人类为了科技和经济造成的恶果，正在一步一步毁灭生态。从温室效应到冰山融化，从冰山融化再到物种灭绝，人类更关系的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去思考地球将来的环境是否适宜后人居住。
二十一世纪的生态哲学反对新达尔文主义的一点是，不承认人类就是万物之首，人类的高位心态不止会让自己的生存陷入危机，还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威胁到整个地球的生存。
与生态哲学相对应的是一个新的辩证时代，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反抗权威的第一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益与恶。
尽管当下的科学家发现，宇宙仍旧在不断的扩张当中，地球的生命还只过了宇宙的三分之一，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有可能会导致地球老化的加速，倘若不加以控制，地球最终会被各种污染物碳化，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星球，人类文明也将会泯灭在浩瀚的宇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