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页
袁思陶：您在《左镰》里提到您特别喜欢写铁匠的故事，所以才把它放到第一篇，是吗？
莫言：我在作品里一直赞美劳动。我觉得劳动之美可能是人世间最值得赞同的美。这是一种力量的美、创造的美、朴素的美。而在诸多劳动当中，我觉得打铁是最辉煌的。铁匠的工作，是硬碰硬，是钢花四溅，是在“热度很高”中的挥汗如雨，是身体上充满了汗水和铁屑，是油光闪闪、充满张力，而且是铿铿锵锵、真正男子汉的事业。我赞美这种劳动之美！在我过去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也写过一个打铁的女铁匠，上官鲁氏的婆婆就是女铁匠。我觉得在中国的生活里面，找个女铁匠可能很难。但是，当年翻译《丰乳肥臀》的日本译者吉田富夫说他的母亲就是一个铁匠，我还跟他说中国可能没有女铁匠。
打铁这种劳动的壮美，仿佛梦境一样。我在其他小说里也写到过，比如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这一次在《左镰》里面，我又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个劳动场面。在《左镰》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细节，就是这位父亲是如何把孩子的手给砍下来的，对此我是一笔未提的。我把全部的力量用到了对劳动场面的描述上去。这就仿佛有一束强烈的光线，把我省略掉的东西给照亮了，反而会给读者留下很广阔的想象空间。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
袁思陶：您在《晚熟的人》中将莫言本人也放进小说里，把蒋二、常林等小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现实生活里这些人物存在吗？您是如何退到故事边缘，看待故事里的人物的？
莫言：将我本人放进小说也算是一种障眼法，主要还是写蒋二这个人物。
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是小说里其中一篇章节的题目。之所以用这个题目作为全书的名字，第一是因为我对这部小说特别重视，第二则是我觉得“晚熟的人”这个概念很丰富，可以有很大的阐释的空间。
我觉得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为了使他的创作生命能够延长得更长一点，还是应该躲避成熟。成熟了就代表了固化，代表不成长了、不发展了、走下坡路了。事情发展到顶点就越来越远了、就开始亏了，树长到极点就要开始落叶、开始枯萎了。所以要抵抗成熟，尽量使自己晚熟。我想这是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是一种追求。
在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尽管不是一个创作者、不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一个人、是一个从事某项工作的人，我觉得也应该遵循着老祖宗的教导，不要把聪明才智过早地挥霍干净，任何事情都应该留有余地。
过去有句话叫“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就是说做人还是要有节制、要有分寸。有时候故意傻一点、吃点亏，都不算什么问题。比如小说里的蒋二，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在过去那种岁月里，他一直是在装傻，他利用装傻占了很多便宜。
总而言之，他在装傻过程当中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我们就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我是蒋二，我在装傻，但是我不傻，别人都认为我傻，别人都像傻瓜一样待我，可是我洞若观火。这个时候我装傻的快乐是无穷的。比如，他把当年东北乡里三、四个智力有问题的人弄到一块儿，坐到桥上，挽起裤腿，把脚伸到桥下的水里。大家问你们在干嘛？我们在钓鱼。你们用脚丫子钓鱼？大家看了以后都说这几个傻子。但实际上他们傻吗？不傻。我觉得是我们这些看他们的人才是傻子，没有明白人家是在戏耍我们、人家是在嘲笑我们。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艺术，是对所有人的戏弄。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
不仅是在当年的农村，我想在整个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很多装傻装得很成功、最后干成了大事业的例证。《三国演义》里面有多少人在装傻，刘备在装傻，曹操在装傻，司马懿在装傻。这些装傻的人，待得最终时机成熟了，便光芒四射，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
装傻的群体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装傻有它的积极意义，可以看作是一种力量的积蓄，等待时机，厚积薄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带着荒诞色彩的对社会的消极反抗，对某些不正常社会的一种反抗。例如，竹林七贤也是在装傻，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时代风险太大了。在农村，一个正常的人说句话，可能立刻会被人上纲上线，会受到种种的惩罚。一个公认的傻子说句话，大家就哈哈一笑，因为他是个傻子，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装傻的乐趣，蒋二是体会到了。但我后来也写到了蒋二突然大放光彩，成了企业家，干得很成功。当时他买了我家旁边一个装满了垃圾的池塘，大家都笑他。然而，几年以后，这里的地价涨了几十倍，他把池塘填平，盖上房子并出租，一年挣好几万块钱。这也是在一些点滴小事上的一种艺术夸张。
至于蒋二这个人物的原型有没有？我当然心里是有数的，知道谁给了我灵感，但是绝对不完全是他，是生活中几个有意思的人干了些妙趣横生的事，我把他们的故事融汇在一起，就成了我小说里的故事。
袁思陶：您的作品中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乡土人物。在这本《晚熟的人》中的12个故事里，您在塑造人物方面，较之以前的文学创作，觉得有哪些突破呢？您自己曾说过想塑造一些不同于以往类型的人物，这里面的代表有哪些？
莫言：首先，我觉得这12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在我过去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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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士》中的人物——武功，我最后给他的定位是一个凶残的弱者，他这一辈子受尽了别人的欺凌，但他也干了很多突破人底线的坏事，睚眦必报。当然，他明面打不过人家，如果公开地骂，人家要揍他，于是他暗地里放火、投毒，坏事做尽。你说他可不可怜？很可怜。他可不可恨？很可恨。这样的人，在我自己过去的作品中就没有出现过。
《贼指花》这个故事在这本书里面是相对特殊的篇章。因为它没有回到我的东北乡去，它主要写的是文坛一些七零八碎的小事儿，就是一群作家、诗人在一起办笔会，但时间过程是从80年代拉长到现在。故事的背景开始发生在松花江上；然后到了长江三峡，还碰到了当年一块参加笔会的同行；后来又到了黑龙江上，至此一共坐了三次船。本来我这篇题目想叫《三回船》，后来写着写着，想起我家乡原来的一个小戏，小戏的题目也叫《三回船》，我不愿意重复，所以就放弃了这个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