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与母亲
老师
“这是对金克木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黄德海把《金克木编年录》翻到了印度部分。从这部分摘录文字的篇幅，便可知这段经历对金克木的重要性。这位老师叫憍赏弥（法喜老居士），是位奇人，曾经在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执教。
“在鹿野苑跟在美国苏联教大学后退隐乡间的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金克木笔下的记忆，也充满了劲头。
憍赏弥的多国经历，提供给金克木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位老人只用他所精通的一种印度古语和他自己家乡的一种印度现代语写文、著书，可是头脑中却阅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资本主义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印度古代文化。他的书架上是全部暹罗字母的巴利语佛教三藏，还有印度古典，其中插着他在苏联时读的俄文《战争与和平》。他坚持印度古代文化中和平思想的传统，是公开地激烈地批评印度教最流行的圣典‘薄伽梵歌’为鼓吹战争的书的唯一人物。不过，他在口讲指画古典之余，也热心谈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关心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的胜利。”
用梵语讲经让金克木有了超凡的学习经验。“是他在给我讲梵语时提出试验‘左右夹攻’《波你尼经》，指导我和他一起试走他自己一直没有机缘尝试的途径。也是他提出对沙门的见解，更是他使我能亲见亲闻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从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和非印度的人展现在我面前。”
“金克木学的是婆罗门的梵文。”黄德海说，“这是祭祀用的，秘密传授的。”这很重要，在中国教梵文的老师几乎没人有过这样的学习经历。
金克木去印度有偶然性。“为什么去印度？吃不上饭了啊，只好去《印度日报》当编辑。”黄德海说。
金克木见憍赏弥，是一段机缘。“我初见这位老居士是在一九四三年。……我到小屋去见他，只见屋内一张大床像个大炕，上面铺着席子，摆一张小炕桌。靠墙是书架，一望而知最多的是泰文字母的全部《大藏经》。屋里剩下的地方只能在窗前放一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子。他大概是在屋后自己做饭。一天吃一顿，过午不食，遵守戒律。‘法光比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在这战争年月里，一个中国青年人到这冷僻的地方来学我们的古文，研究佛教，我应当帮助你。四十三年以前我也是年轻人，来到迦尸（波罗奈）学梵文经典，以后才到锡兰（斯里兰卡）寻找佛教，学巴利语经典。’他说着忽然笑起来，‘都是找我学巴利语、学佛教的，从没有人找我学梵文。能教梵文的老学者不知有多少，到处都有。我四十三年前对老师负的债至今未能偿还。你来得正好，给我还债（报恩）机会了。’”
“（两次没有准点出现，未入门。）这回我才明白了，临走时把表和他的钟对准。第三次去时，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
“这像是张良与桥下老人的故事，也像是孙悟空和菩提祖师的故事，也像是六祖的故事，这些都是一个故事，高手的教学故事都一样，好玩吧。”黄德海说。这像是传奇在各个时空里的延续。
我想起金克木将张汝伦拦在门外，答对了问题才让进。“他（金克木）那时要是收我为学生，我就不出国了。”张汝伦说。
虽然金克木没给学生再上课，但钱文忠从老师蒋忠新的录音里听到过金克木吟诵的梵文。钱文忠之前觉得梵文听起来像各种动物的叫声，听了金克木吟诵的梵文，觉得是音乐。
这是一种学习梵文和印度学的路径，但是这么多年，像金克木这样去印度学习的人不多。钱文忠说到了这种路径的重要性。他认为，研究金克木，有重大的思想史的价值。“放在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他是活生生的思想史的史料。怎么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最终成为金克木？这值得我们思考。每个人后来都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金克木？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成为季羡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金克木和季羡林只差一岁，他们都是在中国大变局的时代出生。
“季先生马上接续了当时的一个主流，到西方世界去接受学术训练，完善自己的人生。金克木先生反而去了印度，能不能把金先生看作一个大时代洪流当中为数极少的做出独特选择的人物？我想是可以的，确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很少，当然不是他一个，比如徐梵澄、谭平山，是有，但很少很少。当然有生命的偶然。季先生到欧洲去也有偶然，金先生到印度去也偶然，偶然的东西背后是不是有某种必然的东西在？金先生始终觉得，他在印度的经历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非常重视的，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倔强，或者是一种自信，或者是一种特立独行。”
这些年，钱文忠一直在思考金克木这个人。有时候会有点伤感。“这种伤感是我感觉金先生会被遗忘。我现在感到欣慰，因为金先生没被遗忘，反而注意他的人越来越多，仰慕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的伤感也加深了，为什么加深了呢？因为我觉得金先生之所以没被遗忘，还因为读者被他的这种传奇吸引了，没有很多人像黄德海先生那样，关注背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金先生当时在印度，印度是这样，印度的学者基本上是政治家，跟传统中国有点像。他接触的印度学者，在印度的独立运动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印度接触的是一些婆罗门学者，但这些婆罗门不是我们现在大学里专业的象牙塔式的专门化的学者，他们是有关怀的，对东方民族命运的关怀。把金先生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思考，金先生就会彰显出极其特殊的意义。”
金克木写过甘地。黄德海认为这篇关于甘地的文章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文章。 “《甘地论》实际是最早而且是在‘梵竺庐’那间屋里写的。那时太平洋大战爆发，印度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而老甘地又以‘反战’罪名入狱。我便写了一些对话说明事实真相是印度人要求独立，要求英国交出政权，并澄清对所谓‘甘地主义’的误会。”金克木说起过这篇文章。“甘地所主张者并无主义之名，只是古印度的信条之一，这个古梵字Ahimsa照英译改为中文，可称‘非暴力’。但在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七十五法中有此一法，真谛玄奘二师皆译为‘不害’……意思就是不用暴力害人。名字虽是消极的，甘地应用起来却是积极的。他将这信条大肆扩充，化为有血有肉的运动。这运动虽称为‘消极抵抗’，意义却是积极的。其古梵字Satyagraha的名称，依我们古译，应为‘谛持’或‘谛执’。谛者真理，持者坚持，即坚持真理之意。为显明起见，再加运动二字。其英文译名应译为‘文明反抗’，意即不用武力而反抗，另一名字即为世界俱知的‘不合作运动’。”
金克木对甘地的认识充满了见地。能有这种见地是因为他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对其文明有深刻理解。不是“知道”，而是“理解”。
1946年7月，金克木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 集论》
读书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金克木家里没有什么书。作为《读书》杂志编辑，扬之水多次去过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一几，一榻，一张写字台，一个惟底层疏疏落落躺了几本书的书架，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床头的一边，由地而起，摞了几叠从新到旧的杂志。”
金克木依靠什么写作呢？“后来，先生做了教授。依了清清的湖，倚了郁郁的树，无论武大还是北大，不用说，都傍着一座教人艳羡的图书馆。如此，最聪明的办法，自然是把自己的书房设在图书馆里。”
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藏书，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
“他的记忆力太好。”叶稚珊说。
张汝伦觉得，理解力更重要。“我最佩服他（金克木）的是，他对于我们古代和西方的典籍，不但涉猎广，而且有见地。有的人，涉猎还可以，但没有见地。这相当于一个两脚书橱，现在电脑发达了，不需要。一个人记忆力好也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记忆力都好的，可是作为学问的继承和开拓，还有教学生，这是远远不够的。金先生在《读书》上发的很多文章，都是有自己的理解，这是我们最缺乏的。比如西方一流的文学批评，比谁能说出新的东西来，而不是比茴香豆有五种写法，你只知道三种啊。”
1986年，扬之水还叫赵丽雅的时候，开始到《读书》杂志工作。她有记日记的习惯。《读书》十年，留下许多日记。金克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跟《读书》发生的关系最多。而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扬之水经手编辑。
1946年10月，金克木与沈仲章、崔明奇、吴晓铃在上海虹口公园
8月份，扬之水在网上讲《中国金银器》，她现在是研究中国古代名物的知名学者。直播的第二天上午，我联系了扬之水。她说她现在记性很差，关于金先生的记忆，都在她已出版的日记里。
翻看五卷本日记，发现许多条跟金克木有关。比如，1987年6月19日，星期五，她去北大金克木家接他去香山饭店。“今日最大之收获是同金先生的交谈，几个小时的活动，除了拍片的短暂间歇，几乎无时不谈。”
扬之水的记录非常细致。“从金先生家出来之前，他指着桌上的一盆仙人球说：你们看，开花了，要养三年之后才开花，只开一天。是一朵白花，细长的花瓣，开得劲挺，开得舒展。待送金先生归家后再看，花已收得即将抱合，唯留一丝细微的香气了，——却不似通常的花香，而若草之香。”这样的叙述令人着迷，一个带着香气的让人怀念的时代扑面而来。
“那时候是80年代，特别值得怀念的时代。”钱文忠说，“我当年在《读书》上登的文章，也是扬之水老师发的，她那时候还叫赵丽雅。金先生后来被社会知道，主要是因为《读书》杂志。”
北大教授陈平原做过统计，金克木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一百三十多篇，是《读书》二十多年中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2000年，金克木去世的时候，陈平原说，“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陈平原说，“仰望星空，叩问人生真谛与宇宙奥秘，老顽童金先生真的是生命不息，猜谜不止。所谓‘猜谜’，不是追求彻底解决，而只是提出问题，最多稍带提示努力方向。这里有顿悟，有个人趣味，也有学术上的考虑——明知一时无法解答，那就留下若干探索的路标，让后人接着做。如此无拘无束，上下求索，融会贯通文/学、古/今、中/外、雅/俗，本身就其乐无穷。”
金克木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在那篇《如是我闻》中，他说，“我从少年时期便因失学而求学，逐渐有了一种意愿，那就是做学术的通俗工作。我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通俗天文学》。我是为和我一样求学不成的人着想的。后来又想到另一种‘通俗’，便是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基础上打通学科，可说是另一种的通俗经。现在我才明白，问题不仅在于‘通’，更在‘俗’的方面。对不同的‘俗’有不同的‘通’。”
“他在《读书》上发的那些文章，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个人的眼界会那么宽，而且能不断接受新事物。他在《读书》上的一些文章，写的是西方刚刚流行的东西。那时候，出国留学的人还很少。他不拘泥于什么教条，这都很值得我们回味和体会。”张汝伦说。
1992年，金克木与启功在北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