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金克木与邓广铭在朗润园
通人
张汝伦特别看重金克木所说，“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前些年，张汝伦看到报纸上有人发问：现在还有没有“通人”？“《泰晤士报》做了一个调查，在英国，这样的通人也就十来个了。他们的结论是，走一个少一个，不会再增加了。”
张汝伦惊叹前辈学人的修养。“我们这里有个王水照先生，他复旦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有一次，他听钱锺书先生说，找个时间，我把《十三经》温一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你看看，这是什么功力，我们《十三经》看都没看全，他是温一遍。这些文化典籍在他看来，是人生必须要看的东西。现在学者，做李白的做李白，做苏东坡的做苏东坡，我就做我这一块。《十三经》，对不起。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这么想问题。”
张汝伦讲到了当下的新文科建设。他觉得立意是好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大学的格局下，不太可能做好。“大学里，各个系互相提防，学校里的这一块蛋糕，大家都要分嘛，自己总要把自己说得比别的系更重要。一起开课，一起交叉融合，很难。因为我们本身每个系里边，彼此讲的话已经不懂了，如果他是搞古希腊史的，那你跟他讲元史，他懂什么啊。他认为这是合法的，我可以不懂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儿，新文科要打破这一块，问题是小鸡是老鸡养的，老师对学生的示范效应是很强的，尤其是混得好的老师，学生都学着呢。”
“学科的分类是现代性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懂什么叫分科，卢梭和黑格尔也不会承认分科。从根本上来说，学科不是学科，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只是我们的精力能力有限，我们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史哲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的，坑挖大了，根才会深嘛。”
“我不瞒你说，我当年写关于金先生的文章，就是不能让别人忘记他，这就是我的一个目的，这些文字留下来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人。”张汝伦说，“金先生有一次跟我说，大家讲新儒家时，都讲熊十力，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都是他的学生。马一浮没有什么学生，讲马一浮的人就没那么多。后来金先生退休了，他没教过多少学生。我觉得他有感慨在里边，才会跟我说这些话。”
对于金克木给《读书》写那么多文章，张汝伦觉得是他那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长，他急于把一生的积累和想法写出来。“肯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啊，觉得他只是懂得点皮毛，不系统。金先生不是什么都对，但他能激发人的想法，这很了不起啊。他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啊。他这个年龄，不得了。金先生学不来的，是天赋和境界。这样的天赋不是一般人有的，自学成才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有天赋的人还是有的，但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束缚了。后人可以做的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他播下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这是我的想法。”
纪念金克木先生主要纪念什么？这也是钱文忠想的问题。
“我在北大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跟金先生见面很多。只要见过金先生的人，你都会被他吸引。我特别想念他。金先生这样的人物，只有他那个时代才能产生。他是一个学术传奇，一个文化传奇。”钱文忠说，“他文凭都没有，为什么能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尊重呢？为什么能在北大成为被大家公认的一代宗师呢？我们现在纪念金先生，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反思一下，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出现金克木。这是第一个问题。”
“纪念金先生，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的。”钱文忠继续说，“金克木先生的著述、翻译、论文，现在看来恐怕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你能说金先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吗？你能说金克木先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吗？放在今天的学术评审体制之下，金先生可以说是没有学术成果的人啊。但是，他留下的著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
张汝伦说，“我们强调专业化，他要是专业化的话，会受到人家尊崇，他要是说自己是杂家，别人可能会觉得他无非知道的多，没什么专业。我们对他的评价和他实际的成就、才气，是远远不相称的。”
1980年代，张汝伦去金克木家，天上地下，能聊很多。金克木说话，他听。“他没废话。”张汝伦说，“老一辈学者的风范现在不可及。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很令人向往的。”
张汝伦觉得，他说这么多话，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多告诉别人。“他是觉得，我老了，很多东西做不出来了。他在《读书》上那些文章，把他的idea列出来，后人觉得有意思，可以顺着他的idea做下去。他的书，我觉得实际上一直被人低估了。有没有学生研究金克木的学术，把他做一个论文题目，硕士的也好，博士的也好，其实真的值得做，他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在我们国家很少有。”
“他老人家讲的话，不一定都对，但是这个不要紧啊，能打开思路的东西更重要，比你正确的但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信息的东西要好得多啊。真正的创新，是让人家眼前一亮。
“金先生最得意的是，有一天我去拜访他，他说有个英国人，剑桥的，做中国现代文学九叶派的博士论文，来采访他，一看他桌子上摆着德里达的书，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在国外读文学的人都视此为畏途，很难读的。来人问他，你到底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他哈哈大笑。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金克木看夫人与孙女下棋
先生
因为给杂志约稿，叶稚珊接触过许多北大老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邓广铭等等。“我跟季先生和金先生接触最多。”叶稚珊说。
叶稚珊说，“金先生的晚年很平静，他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边。子女们很低调，对父母很尊重，继承了金先生那种很落地的性格。”
季羡林和金克木住在北大朗润园同一栋楼的两个单元。“季先生住在其中一个单元的一楼，一楼的两套房子都是他的。金先生住在隔壁单元的二楼。我去金先生那里，他都得不经意地问一句，你去那边了吧。我说，去了。去季先生那儿，他也问，你上那个楼了吧。我说，上了。金先生说了，他耳朵不好，眼睛不好，血压也不好，心脏也不好，不久于人世了。季先生说，哎，二十年前他就这么说。金先生身体不太好，基本不怎么出去，下楼很少。季先生住一楼，他可以出来看看荷花什么的。金先生很简朴。后来分了蓝旗营的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进去。金伯母也是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金先生去世之前，金伯母被发现脑瘤。金伯母不工作，没有公费医疗。做了一次手术后，金先生跟我说，像抄了一次家一样，积蓄都投入进去了。你想想，金先生一个人的工资，要是家里人一场大病的话，全都给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印象中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韭菜饺子什么的，很普通，特别家常的饭菜。金先生家完全跟他做学问一样，随心所欲，盘碗筷，都不怎么讲究搭配，比普通人家还普通一些。我觉得是关注点不一样，他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将近三十年前，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我是没见过书。金先生肯定借书来看。不像季先生，几间房间都是书。”
季羡林和金克木，这两位的名字经常放在一起，是难以避免的。“金先生跟季先生，共同创建了中国的印度学科和很多学科，在北大都是泰斗级人物。这两位老先生的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季先生有德国名校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接受了清华大学完备的教育。金先生则完全没有。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们学历的差距。大家都认为季金二位先生是了不起的学者，但是我们从这两位先生的对比，可以思考很多问题。”
“金先生离开我们22年了，真的是一眨眼，我现在都56岁了。当时初见金先生的时候我18岁。如果金先生在，金先生会怎么说？我觉得以金先生的智慧，还会用他那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笔，来写充满智慧和学术的文章。我觉得他会这么干，他一直这么做。另外，我自己也是去西方留学的学生。金先生去印度留学。今天我们研究印度学，好像没有人去印度留学了，都去美国欧洲留学。我们研究埃及学的，也是在欧美留学。我们研究好多古老民族的人，往往去欧美名校留学。金先生去印度留学的经历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你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是不是需要更接近他们呢？”
钱文忠一直致力于印度学和梵学的教学。“现在，在中国，梵文研究，印度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冷门学问了。这几年很多大学都有梵文课程，很多年轻人学习梵文，而且很有成就。这确实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黄德海的这本《金克木编年录》非常好，我没有见过他，他寄了一本书给我，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我觉得这种纪念和研究金先生的态度就特别特别好。非常扎实，好多东西我根本不知道。要不是他收集整理，我们没有这么多关于金先生确切的资料。”
钱文忠觉得，看黄德海编写的《金克木编年录》，会有一种更深的感受，就是金克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他是一个中国的士人。他是有关怀的。他可以关怀宇宙，他去学天文学。去关怀一个跟中国同样积弱的民族，他去学梵文。作为一个在印度决定了他学术生涯的学者，他和在中国占主流的那些学者和知识分子，是有明显不同的。”
黄德海将《金克木编年录》翻到靠后的位置。《秦汉历史数学》刊登的时候，金克木已进入人生最后的时日。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9至10月间，刊登在《读书》2000年第7、8期。他考察秦汉之间的承续及变化，指出高层机制运转的奥秘，兼及人才、经济、金融问题。“单就功能说，一个虚位的零对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这个三是数学的群，不是组织、集体，是核心，不是单指顶尖。三角的三边互为函数。三个三角平面构成一个金字塔。顶上是一个零，空无所有，但零下构成的角度对三边都起作用。”“‘孤家、寡人’需要亲近助手，实际是隐形的稳定核心。能*皇帝如文帝、武帝会灵活运用周围的起这类作用的人，无能的就不行了，非有不可，于是他身边的能干人自然会发挥有效功能了。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却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历史前面挂着从前城隍庙里的一块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不由人算’。”
这篇文章跨越了文理，充满了独特的思考，是金克木所思所想的集中写照。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去世。他说他是“哭着来，笑着走”。“金先生这样的人，现在我们纪念他，是希望中国还能出这样的人。有老师能给学生莫大的启发。引导学生走上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这样的老师功德无量啊。”这是张汝伦的期待。
金克木读信
宇宙
叶稚珊记得在金克木家看到过一张照片，他仰天大笑。“我想到他的第一个表情永远是笑，开心地笑，会心地笑。他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了快乐。他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他在精神上一点都不悲观，他呈现给人的是乐观和豁达。”
在上海这家餐馆里，黄德海对于金克木的讲述也快到尾声了。他特别提醒说，他在《金克木编年录》里留了一条感情线。这条感情线是“保险朋友”。
扬之水在日记里写到过与金克木的一次聊天。“于是与我聊起了青年时期的一个恋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五十年啊，他说，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真正的爱情，虽然不过短短一年（甚或不足一年）。那一位就远走他乡（生活在瑞士—美国两地），如今只是一年一两张明信片的交往，倘有朝一日再次相会，真是相对尽白发了，而这种可能也是不会有的。”
《保险朋友》发表于1990年第4期《收获》。在这篇文章里，金克木相约和Z做保险朋友。“我下了决心。既然到了好像是总得有个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东京这个女同学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写了信……又说，还是她这个通信朋友保险。……没多久就来了回信。……‘你只管把我当作保了险的朋友好了。’”“真是心花怒放。有了个保险的女朋友。一来是有一海之隔；二来是彼此处于两个世界，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我们做真正的朋友，纯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见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龄、形貌、生活、社会关系，忘了一切，没有肉体的干扰，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对心。太妙了。通信成为我的最大快乐。我不问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别人所说的美，而是有缺点，丑。”
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金克木一直保持着与“保险朋友”的通信。直到这位“保险朋友”去世。
在1990年1月24日的日记里，扬之水记下：“前些时金克木先生打电话来说，他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自日内瓦给他来信，道自觉生日无多，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金恐经过海关时遇麻烦，问我有无便人。次日与老沈说了，老沈说可通过董秀玉从香港回来时带回。于是复金以信，今接来信云：‘谢谢你的信，多承关心。但我与她俱是风烛残年，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故已复信，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
黄德海从《金克木集》里翻到了“保险朋友”的一半照片。“发乎情，止乎礼，这是伟大的感情啊。”
“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坦荡。‘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这种自问，有一点冷酷，又有理性的成分。他是智者，这是金先生的奇特之处。”叶稚珊说，“要了解金克木，不能光读书，要读他这个人。”
耍枪杆的，耍笔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都见过。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对我讲着不同语言，表达不同思想。不知怎么我竟能记得住这么多人。若是电视连续剧吗，也太长了。还有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见过呢？只怕是没有多少了。然而，我渐渐不懂这个世界。同样的，我想，这世界也不懂得我了。我在这世上已经是完全多余的了。
末班车可以是头班车。离开这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又是初生儿了。
“人生天地间，譬如远行客”。望见终点，我挥舞着这些小文要下车了。
这是金克木1995年写下的文字。
1936年春夏，金克木在西湖边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大约一百天。这是他一段“既闲暇又忙碌，既空虚又充实的时光”。这一百天中，他译出了一本《通俗天文学》。戴望舒来杭州看金克木，见他竟然翻译天文学，大为惊诧，写了一首《赠克木》——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这是未读完的金克木，这是未知的宇宙。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