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与探险:玛丽安娜·诺斯的艺术世界》,[英]玛丽安娜·诺斯 著,余天一 祝羽捷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
1856年,26岁的玛丽安娜·诺斯与父亲一起游览了位于伦敦西南角的邱园(Kew Gardens)。当时的园长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爵士送给她一束华贵璎珞木(Amherstia nobilis),这种植物被誉为“缅甸的骄傲”,它的异国情调和浓艳的色彩点燃了诺斯对植物和大自然的热情。她仿佛感受到一种未知的召唤,从此踏上探险的征途,开启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诺斯在新加坡旅行时绘制的华贵璎珞木。
为了描绘植物和探索未知世界,玛丽安娜·诺斯像真正的探险家一样独自闯荡世界,足迹遍布六大洲的1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拿大、美国、牙买加、巴西、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领地,位于大西洋,靠近非洲大陆西海岸)、日本、婆罗洲(即今加里曼丹岛,其行程主要在今沙捞越州,位于马来西亚境内)、爪哇岛、斯里兰卡(旧称锡兰)、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南非、塞舌尔和智利,很多荒凉的角落就算放在今日也是难以抵达的。她在植物学和植物绘画领域的成就,始于爱好和天赋,终于使命和奉献。邱园更像是她探险之旅的此岸与彼岸——这座偌大的植物园孕育了满怀冒险精神的诺斯,而当她归来时,她便在邱园建立了永久性的画室,并留下了自己丰富的植物绘画作品。它们既是艺术的创造,又是科学的宝藏。
一位独立女性究竟能拥有多么美妙绝伦的一生,到现在还是一个被大家不断讨论的话题。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几乎没有自由和权利,性别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教育和发展,社会对完美女性的定义不过是待在屋内的“家庭天使”,而玛丽安娜·诺斯却是一个突破藩篱的典范。她惊世骇俗的探险经历,超越了同时代女性乏味的家庭生活,打破了当时女性面临的限制和困境。为此,她也得到了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在内的诸多杰出科学界人士的尊重。对于一位19世纪的女性来说,能与来自科学、艺术、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专业人士交往非同寻常,而玛丽安娜·诺斯做到了。
“花神的女儿”——植物学里的女性
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植物标本和植物绘画一直都是流行于世的趣味活动,书店和博物馆都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卖点”,中产阶级也热衷于收藏这类作品,用于装饰自己的住宅或者炫耀学识。可这类植物手绘往往轻描淡写,多为博物学用途,绘制的艺术性点到为止。诺斯的作品却全然不同,透过她的手绘,你可以感受到她炙热的情感,感受到她鲜活的心跳。人们对诺斯的作品赞不绝口,这些美轮美奂、制作精良的图画,必然出自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热爱绘画的人之手。
在当时这样一个崇尚科学探险的时代,科学家和艺术家带回的不少标本和图像成为识别这些植物的关键素材,大众也借助他们的旅程开始对自然有了更广阔的认知。在大航海时代,西方人的触手已经伸向不同大陆的新奇角落。这种地理大发现的方式是粗暴的,到了英国,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理想主义的萌芽,人们在崇尚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同时,对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开始寻求自然主义的解释。
在启蒙思潮和自然神学的影响下,欧洲的博物学、园艺学兴起。19世纪中叶,博物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欧洲人怀揣着对自然的好奇心奔赴各地进行科学探险。英国皇家园艺协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出于建立国家档案的意识和学术研究的需求,委托“植物猎人”到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寻找不同种类的植物,完成海外植物标本的采集。“植物猎人”前赴后继,他们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可能是如假包换的植物学家,也可能是园艺家、外交人员、传教士、探险家、士兵或公司雇员。因为采集活动本身除了具有科学价值,还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因此,政府和贸易公司也都对此兴致盎然、虎视眈眈。
王莲(Victoria amazonica),绘于南美洲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是博物学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植物学领域,因为传统观念认为,植物学活动有益于女性道德和品格的培养。在这种观念下,女性便获得了进入植物学领域的“许可证”。由于传统女性受到的科学教育有限、性别意识形态顽固等劣势,她们参与植物学活动的主要方式只能是成为植物学家的助手,进行植物采集、分类,对标本进行描述、绘画,做科学研究和知识普及,以及植物学教育,等等。
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玛丽·德拉尼(Mary Delany)、夏洛特王后等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的英国女性被称为“花神的女儿”,博物学和植物学这才为女性提供了跨越性别限制的机会。“植物猎人”冒着牺牲健康和生命的风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会被原住民袭击,不少人客死他乡。他们回到英国时被视为英雄,用一路的收集为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他们在别国却毁誉参半,因为博物学和人类学一样,与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密不可分,在本地人眼里,他们大规模到别国收集植物的行为,如未经许可,就是小偷或间谍的行径。一体两面,越来越多的植物濒临灭绝或者已经灭绝,而当年“植物猎人”的探索和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并维护了物种的多样性。博物学家达尔文也曾支持非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的物种之一,良好的生存环境离不开其他物种。
可想而知,女性“植物猎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而且,她们的目的更加纯粹——她们不为谋生,不为医学用途,不为经济利益,更不追求财富和商业上的好处。我们的女主角玛丽安娜·诺斯也一样,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机构或商贸公司,她既不贩卖标本或绘画作品,也不热衷于采集植物。秉持着对科学和自然的热爱,她立志要积累到世界上最多的植物图像,并最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著名女探险家。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在她的作品里看到的不是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野心,而是人与自然的共情。
从富家小姐到“植物猎人”
玛丽安娜·诺斯1830年出生在英格兰的黑斯廷斯山庄,是家中的长女,这个家族也是镇上最负盛名的家族之一。其父亲弗雷德里克·诺斯(Frederick North)是黑斯廷斯的自由党议员,一名富有的大法官。母亲珍妮特(Janet)是伯威克郡利斯第一男爵约翰·马约里班克斯爵士(John Mar joribanks)的女儿,在与玛丽安娜的父亲结婚前,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生了一个女儿,前夫因意外去世。
诺斯家的餐厅里,挂着祖先们的肖像,他们个个声名显赫:詹姆士二世时期的总检察长、查理二世的财政专员、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小时候玛丽安娜·诺斯总央求父亲讲家族成员的故事,听得一脸沉醉的她对祖先充满了敬畏之心。
和其他贵族小姐一样,玛丽安娜·诺斯也被按照维多利亚时代淑女的标准培养,从小便开始学习音乐和绘画。虽然流露出对写作和绘画的兴趣,但是她也只是将其看成淑女们必备的爱好,从未想过以此为职业。况且,对她这个阶级的女性而言,当画家是不体面的。
诺斯一家的生活非常丰富:他们冬天住在黑斯廷斯,春天住在伦敦,夏天则在玛丽安娜同母异父的姐姐的老屋和诺福克郡的农场之间度过。位于海边的黑斯廷斯当年是一个渔村,玛丽安娜和父亲的感情很好,她童年最初的记忆便是父亲把自己扛在肩上,越过山头,走很远的路,到海滩上看渔船和渔民打上来的海鲜。议会改革法案投票期间,父亲投了赞成票,法案虽然通过,但父亲在他诺丁山的房子里和同僚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第二天,她的父亲就病了,不得不暂停议会的工作。不过这也让父亲有了更多的闲暇来照顾家庭。旅行是诺斯一家生活中的固定项目,与囿于闺房中的贵族小姐不同,玛丽安娜整个童年时期都在与家人一起旅行,与周遭的环境接触紧密。她在旅途中目睹了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工厂把污水排进河流,河水被染成橙色和紫色,噪声和烟雾笼罩着原本洁净的村庄。她更喜欢搬去诺福克生活,那儿的花园里种满各式各样的花卉,有一望无际的萝卜地和冷杉园,有猪和鹌鹑,还有一头驴子可以骑,仿佛活在《柳林风声》所描述的世界中。
家庭教师允许自由活动的时候,玛丽安娜就会如饥似渴地翻阅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和莎士比亚的书,以了解经典和历史。她陶醉于《鲁滨逊漂流记》里野外求生的故事,这也使她对探索世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玛丽安娜就会被身边一些不凡的女性吸引,她们完全无惧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心态令她无比钦佩。玛丽安娜17岁时,他们一家决定出国游历三年。
1847年,他们先在德国的海德堡住了8个月,除了每周欣赏音乐会,户外探险成为他们的另一种消遣。玛丽安娜在日记里写道:“父亲经常带我去探险,从铁路开始,越过山丘,进入森林。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漂亮的公鹿、野兔和狐狸,并在山谷中采了一大束百合花。一切都显得如此平静和安宁,尽管在那时,整个欧洲都在酝酿巨大的革命。”正如她预感到的,他们在旅途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暴乱和危险。1848年2月,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国王路易·菲利普被迫逃到英国,革命的热浪很快越过莱茵河,席卷欧洲。德国的大街小巷充斥着集会和示威游行。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带着一家人铤而走险,成功离开了海德堡。而在到达德累斯顿的隔天,他们再次遇上了暴乱。
整座城市处处是路障,炮声、枪声和鸣笛声连绵数日,普鲁士的指挥官也住进他们的房子里。他们目睹了窗外的茨温格宫和其他精美的建筑在战火中燃烧,街上躺满了可怜的伤员和死者。慕尼黑、萨尔茨堡、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布鲁塞尔……这三年的旅行虽让玛丽安娜充分领略了欧洲的风光,并在路上一直练习音乐和绘画,但也让她见识到了战争的恐怖。回到英国后,玛丽安娜从真菌着手,全身心地投入花卉绘画中。她参加了来自荷兰的范·福温克尔(Van Fowinkel)小姐的水彩画课程,接受了有着“女王的花卉画家”之称的瓦伦丁·巴托洛缪(Valentine Bartholomew)的指导,澳大利亚艺术家罗伯特·道林(Robert Dowling)也教授了她油画的创作技法。她崇拜永远忠实于自然的拉斐尔前派艺术家威廉·亨特(William Hunt),可惜他怎么都不愿意收她为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