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
在玛丽安娜看来，达尔文是个谦逊、真诚且伟大的人，从不吝啬分享他的洞见与想法。1880年，在达尔文的建议下，她前往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登陆，参观了当地的植物园，然后进入内陆。“我把口袋里的手帕铺在一簇草上当枕头，仰面躺在地上，呆望着头顶上的桉树，至少有一个小时。”她回忆起在邦亚山脉的情景时写道。在蓝山，她看到了蒂罗花的自然栖息地。奥尔巴尼的一位当地画家向她展示了她“从未见过甚至梦想过的野花”。
在澳大利亚完成绘画后，玛丽安娜的创作计划只留下一个空白：南非的植物。1882年，玛丽安娜前往开普敦，试图寻找一种名为帝王花的植物。在伊丽莎白港吃午饭时，她向一位朋友提起了她的需求，这位朋友随即从餐桌上离开，没一会儿就给她带回了一朵瑰丽的帝王花，是刚从邻居的花园里剪下来的。
帝王花。
1883年9月下旬，玛丽安娜离开她在邱园的画廊前往塞舌尔。在山区雨林中，她又发现了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树，将花卉样本送回伦敦后，约瑟夫爵士立即为她命名了该属——Northia seychellana（中文名：僧帽榄）。
僧帽榄。
1884年，塞舌尔之旅结束时，玛丽安娜的身体出现了异样。回到英格兰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去智利做最后一次考察。在旅行中，她不得不忍受着风湿病和日益严重的耳聋带来的影响，只为在那里画出智利南洋杉和龙舌凤梨。第一站是蓬塔阿雷纳斯，靠近巴塔哥尼亚的最南端。在这里，她第一次看到大量的龙舌凤梨：“花是浅黄绿色的，有鲜艳的橙色花蕊，成串生长，呈螺旋状排列在两三米高的芦荟状茎的头部。”在找寻智利南洋杉时，她遇到了重重困难。当地人认定她的寻找将会是徒劳的，因为这些树大多已被砍伐用作铁路枕木。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警告她会被美洲狮吃掉。不过，当她接近科迪勒拉–德–纳韦尔布塔山脉时，那些传言都不攻自破了——森林确实是存在的。
55岁时，玛丽安娜发现了“安静地待在家里的乐趣”。这位女探险家从旅行中退休，搬到格洛斯特郡的一处乡村小屋里，她打理花园，写回忆录，把往事的浮沉勾勒出来。玛丽安娜于1890年8月30日去世，终年59岁。她的日记由妹妹凯瑟琳编辑，并在1892年以《幸福生活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a Happy Life）为名分两卷出版。
在她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发现她是旅行的行家，能用冷静而幽默的态度面对各种状况。有一次，搬运工们打了起来，她就在一旁坐着看风景，直到他们言归于好，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接着上路。她在日记里记录了独自旅行的秘诀：“幽默感往往是我独自旅行时最有用的朋友，对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任何数量的金钱（或男人）。”旅行中也少不了插曲，不过她是个乐观主义者，很少抱怨旅途中的困难，常常会以英式幽默来调侃自己的经历。比如她在画纳西克城外的古建筑时，被蚂蚁缠住了，她记录道：“它们似乎对油彩有特殊的兴趣，于是爬到了我的调色板上，还吃掉了我很多东西。”在牙买加，“夜里老鼠来了，把我的靴子啃了个洞，这双靴子非常珍贵，我不想轻易把它换掉，所以接下来在岛上逗留时，我总是把它放在水壶上面”。
她还有极强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知道如何与当地人相处，总是可以拿到介绍信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每到一处，她宁愿选择住在小屋或当地人的家，也不去住高级酒店。当一个拉杰普特族的贵族带着狩猎队伍经过她作画的湖边时，她躲到了岩石后面：“这些大人物有一种习惯，他们看上什么就索要什么，根本无法接受被拒绝，我才不愿意把我千辛万苦画出来的素描送出去呢。”
别具一格的植物绘画
维多利亚时代是技术进步的时代，但仍然是一个限制女性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传统生活方式对玛丽安娜没有任何吸引力。年轻时，她便认为宗教是“胡言乱语”，婚姻是“可怕的实验”，女人婚后会成为“上层仆人”，而旅行伙伴是“令人厌烦的”。她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厌倦刻板的舞会和社交活动。她意志坚定、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一心向往旅行与自然——观察、探索和记录世界上植物的奇迹，才是她的兴趣所在。
与植物学家一样，诺斯带着科学探索者的权威凝视，通过绘画和写作详细介绍了她所画的许多植物的位置、栖息地和用途。画廊的修复人员在画作的背面发现了玛丽安娜的其他作品和草图，让我们得以一窥她在创作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创作过程中对材料的重复使用。她还会在作品的背后写下在创作过程中的观察，例如在画一只树懒时，她会记录观察的时长、树懒奇异的移动方式和对食物的口味。
也不愿遵循当时植物学艺术的传统方法。她挑战维多利亚时代花卉绘画的传统，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到自然环境中创作油画，而当时的植物学家多用水彩，在浅色背景上画出植物的样貌。也正是因此，她的作品常常被一些植物学家驳回。
为了不损失光线和保障安全，画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作品，她也因此练就了户外写生的能力。支起画架，她总是先在纸上用钢笔和墨水构图，打完草稿，再把颜料直接挤出来上色，有时会不厌其烦地修改构图。她偏爱红色、橙色、绿色、钴蓝等饱和度高的颜色，有些人推测这是因为她使用的调色板有限，特别是在长途旅行中，她不得已减少了携带的颜料数量，且她并不经常使用黑色颜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画作如此鲜艳。这种大胆而绚丽的绘制风格，在当时的英国前所未有。
1882年，在南非进行创作的诺斯。
她还会把植物所在之处的景观和相关的风土人情描绘出来，包括寺庙、人群等等，植物往往在前景，加上印象派最善用的光与影，画面因此变得栩栩如生。她的构图独特，比如在描绘富士山的时候，她用悬挂的紫藤作为前景，远处的背景好似舞台幕布，这样的构图方式仿佛拥有了戏剧效果，能让人亲临其境感受现场发生的一切，朦胧的远景还展现出中国古代水墨画般的意境。
在另一些作品中，她捕捉到了作画时前来探访的昆虫、蛇、蜥蜴、鸟或其他野生动物，她像拍摄快照一样，记录了它们在大自然活动的奇妙瞬间。她不仅描绘光彩照人的果实，有时还会把果实、花草和中国瓷器或者当地的金银铜器摆在一起，颇有荷兰静物画的风格，构图丰富且讲究，层次细腻，华丽精致。
步履不停，向邱园捐赠画作
1879年，诺斯从印度回到英国，在伦敦梅菲尔区展出了自己一些作品，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意识到作品保存的问题。她写信给当时在邱园担任园长的约瑟夫·胡克爵士，提出将她的作品捐给邱园，并提供资金，在邱园建立一个常设画廊，来放置和永久收藏这些作品。同时，她建议将画廊作为花园里游客的休息场所，并在展览空间的后面设置艺术家工作室，供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们进行植物插图的创作，以回馈邱园给予她的灵感和热情。
她邀请自己的朋友——建筑历史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按照她欣赏的印度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进行设计，并在建筑结构中纳入一个阳台来展现其与东方的联系，为整栋建筑增添了一抹异国情调。建筑完工后，诺斯花了一年时间进行内部装修，亲自绘制门楣和门周围的装饰，并加入一些自己的设计来点缀画廊——她在门框周围画了茶树和咖啡豆，来弥补胡克爵士不同意画廊提供茶和咖啡的遗憾。她把所有的画作进行编号，按照植物的地理位置分类，仔细地镶嵌在墙壁上，并在所有画框的底部留下了一小部分空间，用以展示她在旅途中收集的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