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县、藤县、北洋三县的起义群众，还提出了“打倒法西斯、打倒汉奸”，“实现独立民主和平”等口号。西康起义军甚至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主张。浙江台州的民变武装，拥有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和一百多艘海船，他们的旗号是“铲除贪官污吏”。还有些地区，如陕西商县的民变武装，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民选的县政府。
国民政府对民变运动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由于民变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武装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队之类的队伍已无法应付，遂调动正规部队来镇压。1946年，用来围剿民变武装的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二十多万人。
可是民变武装是越剿越多，此起彼伏，而且国民党正规军被民变武装所剿的事也时有发生。民变的风起云涌，是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民变运动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使其后方起火，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从而配合、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战争。
3、“抢米”风潮缘何发生？在民变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城镇又掀起了“抢米”风潮。
据统计：上海米价，1947年1月，头等米每石为六万元，到5月份就涨至三十六万元，四个月内上涨了五倍。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威胁着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上海，1946年11月30日、12月1日，一些零散摊贩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生死搏斗。在1947年5、6月间，“反饥饿”的抢米风潮又弥漫了国统区13个省份的大、小四十几座城市。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按最低需要量统计，稻谷不足六千万担，小麦不足五千六百万担。严重的粮荒和粮价的上涨，把农民和城镇一般居民特别是贫民通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他们为活命而斗争。
很多工人、城镇贫民无隔夜之粮，经常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1946年10月份，上海一家慈善机构收尸达一万五千具，1947年3、4月间，上海毙命儿童八千余。1946年广州三个月内就饿死了两千人。
据统计，1946年各地饿死人数即达一千万人；仅湖南、河南、广西、江西四省即有七千万人陷于饥。1947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人以上。
1947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粮价空前暴涨。1月初，上海每担米为6万元，5月初涨至30万元，5月7日又涨至36万元，四个月内竟涨了六倍。
许多地方更是有价无市或有市无货，形成严重的粮食恐慌，饥饿和死亡威胁着广大城镇贫苦人民，为要饭吃，为求活命，饥饿的人民被迫起来“抢米”，于是在1946年6、7月间，就已在浙江、广西、江西等省的若干县市先后发生的“抢米”风潮，很快就在各地猛烈地发展起来了。
4、“抢米”风潮从1947年5一6月，“抢米”风潮迅速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绥远、江西、广东等省的四十多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全国重要米市无锡和芜湖，素以粮食富足著称的成都，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产米区的许多县市。
参加抢米的群众，杭州四万人，合肥五万人，芜湖一万人，其余城镇在数百、数千人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合计约在十七万人以上。参加“抢米”的群众，除去壮年男女外，还有许多老人和儿童。他们抢粮仓、军粮车船和公私米店。
一些地方，如芜湖和陕北的府谷等地，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抢米”队伍。
“抢米”风潮在1947年春末夏初形成高潮。1947年5月2日，杭州四万群众“抢米”，捣毁米店和派出所，成为全国“抢米”风潮中的突出事例。
1947年4月，杭州米价涨至每担10.7万元，比1945年9月上涨了63倍，到5月2日又猛涨到每石16万元。粮价越涨，粮源越紧，粮食的投机活动也就越猖獗，这使杭州的粮店经常出现无米可售的局面。一般贫苦居民，特别是一些无隔夜之粮的贫民面临着随时断炊挨饿的严重威胁。
广大群众对国民政府和投机粮商的日益增长的愤怒，终于在5月2日爆发成一场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当天上午11时起，数千贫民冲入全市各处米店，捣毁米店三百多家，抢走大米两千多袋。
在纷乱中，抢米群众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发生冲突捣毁警察分局二处，愤怒的群众还打了警察局长和粮食官员，群众也有多人被捕。杭州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到浙江省的其他地区。从5月3日到7日，嘉兴、瑞安、绍兴、富阳、永康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抢米和捣毁米店的风潮。浙江的“抢米”风潮震惊了刚刚“改组”之后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虽然就粮食问题想了一些诸如“各省粮食得以自由运行”，“遵照平价办法自动议价”等措施，但都无济于事，抢米风潮以更猛的势头继续发展。
5月4日、5日两天，无锡数以千计的群众抢了全市几乎所有的米店，抢走大米一千余袋，打伤米店店员二十余人。群众还攻击了面粉厂和米厂的仓库；成都的饥民于5月5日抢了全市三百多家米店，饥民们还在抢米之外，冲入饭馆和富户家中白吃白喝。由罗江运往成都的米船在广汉被饥民抢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