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后排）与大哥李尧枚合影，拍摄于1929年的上海，出自巴金、杨苡、黄裳等著 李致、李斧编《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
这个时代为女性走出家庭提供的保障与机遇如此之少，但横亘在女性面前的荆棘远比男性要凶险得多。
杨苡的四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是杨苡父亲二姨太的女儿，在杨家那场丧失财产的变故中，与母亲一起离开了杨家。她与杨苡一样，原本读的也是中西女校，她“长得很漂亮，特别爱打扮，穿着很时髦，成绩又好，毛笔字是她那届的第一名”，这多少让杨苡心中有些嫉妒。当她离开杨家后，她同时也离开了学校，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京戏演员。为了肩起这个家庭，她不得不四处卖艺，她的刚强让她拒绝成为达官显贵席间赔笑侑酒的装点，她只能依靠自己的演技来勉强度日。杨苡最后一次见到她时，这个昔日杨家备受宠爱的千金小姐，坐在一辆洋车上，刚刚下戏回来，“很浓的妆，脸色憔悴，显老，穿着旗袍，下面是缎子带花边的大脚裤，颜色搭配很俗艳，有一种风尘感，就像人们印象里的那种下等戏子”。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上午打了胎，晚上又要登台。“据说那天晚上唱完了戏，到后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她躺在地板上，用草纸垫着，十刀草纸也不够用，全浸透了，简直就是躺在血泊里。四姐就这么没了。”
杨苡如果离家出走，会不会像四姐一样流落风尘，走上悲剧的绝境，或许难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家庭，都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旧式大家庭虽然窒闷、压抑，但却可以提供生活必要的保障——这确实是个金丝笼，但金丝笼中长大的鸟儿，如果翅膀不长硬就飞出笼去，那么结果只能是凶多吉少。巴金深深地明了这个道理，杨苡也很幸运地遇到的这个愿意倾听她诉说的人是巴金。而更幸运的是，巴金推荐给她的另一位值得倾诉的对象，他的哥哥李尧林。
杨苡四姐杨聪如（杨维娜）在京戏舞台上的扮相，图片来自《北洋画报》。
“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他哥哥，就称‘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只称‘先生’，写给李尧林，就称‘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多说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照片上的李尧林是个高而清瘦的中年人，在南开中学当老师。日军炸毁了南开学校的校舍后，他到耀华任教。比起巴金，大李先生更善于和年轻的学生们交往，“他有许多爱好，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喜欢逛书店，溜冰很拿手……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他带给杨苡的，正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他亲切、潇洒、衣着讲究得体，风度翩翩。他并非没有苦闷，但他在杨苡和朋友们面前总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去消解苦闷，“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就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巴金是信纸那一段的师长，而大李先生则是一同散步、听音乐、看电影的身旁友人。大李先生写给自己的每一封信，杨苡都仔细地在每的信封背面下角写上数字，视若珍宝地珍藏起来。她心中定然对这位师长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多年后，她将这种情感解释为“敬仰”，是一种对师长充满亲近的仰望。但这种仰望中也包含着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与理解，或许正如当年她在中西女校时对学姐的那种恋慕一样，是一种大大方方、干净澄澈的恋慕——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爱”——在男与女之间，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礼节上的间隔，就像看电影时不坐在并排的座位上，或是溜冰时不和他并肩而行，以及，他们从未走进咖啡馆坐在一起。但他们依然可以分享彼此的喜乐与想念。就像当大李先生前往学校从杨家门前路过时，杨苡都会把房间里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放唱片，开到很大的音量，放的是他们讨论过的音乐。“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
三哥李尧林（左）与巴金，出自《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
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一次电影散场后，大李先生默默弟随着涌出的人群走出，漠无表情地站在杨苡面前，“他没有喊我的名字，我也不敢叫他”，他站在大台阶下面望着我，我也很自然地走进他。他笑起来，对她说：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是杨苡第一次来到海河边，尽管这里距离她居住在租界的家不过数里之遥，但她从未走到过这里。那一刻看到的一切，直到一个世纪后，依然清晰地铭印在她的脑海中，但不是记忆黑白的镜头，而是充满生命色彩的一幕，“远处，有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驶去，一点一点变小直至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大李先生在轻轻地对她说。
“李先生，那你呢？”
他叹了一口气，笑笑说：“我迟早也要走开的。”
193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的那天，杨苡在海河码头，登上了“云南号”客轮，离开天津。在她身后，那个逐渐衰朽的杨氏家族，正在日军侵凌的硝烟中渐渐沦没。她站在甲板上，遥望渐渐消失在水雾中的家乡时，或许会想起一年前她从中西女校毕业时，她和同学们一起给学校捐赠了一根高高的旗杆，那时，日军的炮火已经迫近天津，她们的校长伤感地向自己的学生道别，她一个一个地向学生们问道：“你们何时会返回学校？”自己信心满满地回答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了，我就回来了。”她或许会想起她的母亲站在码头上正擦拭着眼泪，这个看上去谦恭得甚至有些胆小的女人，却在战事高峰时，日夜不停地为中国的战士们赶制军装。她当然会想起大李先生，只是他不能来亲自送别，但在那天上午，他们还是想办法见了一面。他送给她一盒贵重的手绢，他掏出鼓鼓囊囊的口袋，里面装满了碎纸片——那是她写给他的信，街道上空空荡荡，碎纸片抛洒漫天，纷纷扬扬。
她对他说：
“昆明见！”
在她远离的那座房子里，他写给她的信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直到硝烟下战栗的火焰，将它们化为片片飞灰。
大李先生这张照片不知谁给照的，特别好。好多他教过的学生对他溜冰都有很深印象，就像相片上这样，潇洒极了。我们只能做到不跌跤，顶多会inside curve（内刃滑），他会outside curve（外刃滑），在冰面上滑得很自如。
云
“月光像水一样洗着我们还湿着的头发，好像是在轻轻地梳着梳着，使它更显得乌黑浓密。那样清凉的月色拥抱着那样平静的海，仿佛它不久以前表现出的怒气全被月色温柔地抚平了，而顺从地展开了一幅无边的闪着银点的缎面。我们喃喃说：这多像梦！海之梦、月之梦，就这样任凭它载我们远行吧！是的，这是一些还未尝到人间苦涩的少女的梦……”
这般罗曼蒂克的海上梦幻，作为杨苡前往云南西南联大的铺垫，可谓恰如其分。西南联大这个名字，在今天已经了一个浪漫传奇。从鹿桥描绘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经典小说《未央歌》，到为了庆祝清华百年而拍摄的电影《无问西东》，西南联大作为战火纷飞之中傲然屹立的知识明灯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环境艰苦却名师林立，培育的英才更是各擅其才，在不同领域功绩卓著。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缔造了现代中国乃是世界未来的命运。杨苡前往的，正是这样一个神话般传奇的所在。恰如她在前往昆明的海轮中所描述的那样，那是“一些还未尝到人间苦涩的少女的梦”：
“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