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时的相片，应该是离开天津之前在照相馆里最后一次照相了。
在晚年的回忆中，杨苡勾勒出自己初见的昆明是宛若天津中西女校一般的世外桃源。她入学之初搬进的青云街8号，是一座云南样式典型的老式大院，“关起来里面黑咕隆咚。正是雨季，到处湿漉漉、黏糊糊”，给她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那条逼仄的楼梯，“简直不能算楼梯，就是些短而窄的木板钉在两根斜木头上，排列成梯状。木板长不到四尺，宽不到半尺，一只脚都搁不下，双脚得横着交错而行。上去还好些，下来时得斜着身子，或者干脆就倒退着走”，直到多年后，她依然能清晰地想起攀爬这条楼梯的样子，“弓着背，左手撩起长袍的下襟，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其实不过是斜撑着的木棍而已”。
尽管居住环境比天津租界的洋房要简陋不少，但对初来昆明求学的学子来说，却是燃烧着知识光焰的圣堂之一。她的左邻右舍皆是闻名遐迩的名人。与她同住第一进的郑颖荪是知名的古琴家。而住在后进的人则是两位著名的学者沈从文与杨振声，不久以后，朱自清也搬进这座旧宅，与沈从文一起编写“大一国文”。尽管房间之间相隔的仅有几块薄薄的木板，但杨苡也得以与这些知识界的传奇名流近距离地接触。给她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便是沈从文：
“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这位和颜悦色的名作家，在得知她对文学诗歌的兴趣后，更乐于把她引荐给自己的文学同道，有天晚上，她“忽听到清脆的女声喊‘从文’，就见到对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来，拿着灯往下走，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就像飘下来似的。而后就听见沈先生大笑，原来是冰心从呈贡来看他”，沈从文特意朝她的窗户喊道：“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而在另一个月夜，沈从文把她引荐给另一位已经知名的女作家徐芳：“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哩！”半个世纪后，当杨苡向被历次磨难摔打得老态龙钟的沈从文讲起当年的那次相遇时，口齿不清的沈从文忽然笑眯眯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徐芳，也抽烟。”
1938年在昆明。
联大校园同样名师辈出，“给我们上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我们许多女生期待的是闻一多、陈梦家，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尽管陈梦家讲的甲骨文，对这些年轻的学生们来说，学术的门槛不可谓不高，但女生们还是趋之若鹜，不愿逃课，“毕竟是我崇拜的，陈梦家还长那么帅”，长相不敢恭维的国学大家刘文典的课，女生就逃得多了。
这些学界令人仰望的大师们，都与沈从文一样平易近人，也都各具性情，给杨苡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多教授之一，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吴宓。吴宓的英语发音很糟糕，普通话也说不好，很重的方言腔。“我们女生对吴宓印象不好，还有一条就是他土。吴宓身材偏瘦小，脑袋却蛮大，听说是四十多岁，看上去却是老学究的模样。他是穿西装的，还拿一根手杖，走起路直挺挺的，目不斜视。”
尽管他名气很大，表情又严肃，但“女生倒没有谁怕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情种，他与毛彦文的爱情悲喜剧在联大无人不晓，他在讲授但丁《神曲》中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时，会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神曲》中的台词）那种款款深情，端的活似看见了他心中的爱神。
杨苡也在这里收获了新的友谊，王树藏与陈蕴珍便是她的两个至交好友。王树藏是著名诗人萧乾的女友，萧乾亲昵地将她称为“小树叶”。而陈蕴珍，以“萧珊”之名为人所知，她后来成为了巴金的妻子。
年轻时的王树藏。
许多年后，杨苡依然记得她们三名少女的一次夜行。那是一个除夕之夜，三名少女在沈从文家里守岁出来，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沈从文的妻子三姐张兆和担心她们的安全，但这三名少女却满不在乎地嘻嘻哈哈。而沈从文则笑眯眯地夸赞她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
三个少女就这样踏上了这场夜路冒险，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她们踩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前进，手中的火把不时晃一晃，以驱散黑暗中突如其来的危险。她们用以壮胆的“武器”，只是每人手中的一条甘蔗。
“萧珊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只有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她提议啃甘蔗，三个人便吃了起来，一路只听到她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呸呸”吐着甘蔗皮的声音，在夜里显得特别响亮，让她们一时忘记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依然心怀惊惧的萧珊忽然问道：“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王树藏则一边继续“呸呸”不停，一边答道：
“打！拿甘蔗打！”
其实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陈蕴珍（萧珊）送给巴金先生的相片。按照片上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八月。杨苡给巴先生写信是同一年。
火
除夕的这次夜行，有惊无险，就像是一把刺激兴奋的小刷子，为联大生活这场美梦中添色增彩。但西南联大的日子，却并非总是这般的带些兴奋，又带些刺激的浪漫冒险。
1938年9月28日，“那天是个大晴天，天上一丝云彩都不见，真的是碧空如洗，蓝得让人心醉。”年轻的学生们喜欢将这样的晴爽的蓝天称之为“蓝得像马德里”，尽管没有人去过西班牙的马德里，但在这些年轻心灵的幻梦中，马德里的天空就应该像头顶的蓝天一样极蓝，极美。
但，就在片刻之后，马德里的天空，化作了格尔尼卡的愁云惨雾。一种十分刺耳的声音骤然响起，让人本能地捂住了耳朵，“没容我们分辨那是什么声音，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了。炸弹一颗颗落下来，地动山摇。
“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好像在做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一场噩梦，1938年9月28日的这场空袭，只是这场噩梦的开端。云南防空司令部在战后编订的《云南防空实录》给出的数据触目惊心，从1938年9月28日到1944年12月24日止，6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云南省会城市昆明共发出预行警报207次，空袭警报173次，紧急警报77次；日军共出动飞机1311架次，入侵昆明市上空142次，共投弹3045枚，炸死无辜民众2099人，炸伤2402人，损毁房屋25029间。尽管杨苡在多年后的回忆中，特意记下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细节：那位因刺*下野军阀孙传芳而博得女侠之名的施剑翘，空袭时正和他们在一起。炮弹落下时巨大的轰炸声把这位孤胆手铳*父仇人的女侠吓了一跳，用天津话说了句：“我的妈呀！”抱头就往外跑，而沈从文则镇定地在旁边笑着说：“女侠也害怕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