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外文系学生，杨牧在课堂上，跟着中文系学生一起圈点王弼的《道德经注》，引起了徐复观的注意。后来他又拿着《诗经》向徐复观登门求教，徐告诉他：“所以读书不但大字要圈，小字也要点，把注疏看过才懂得。”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徐家门外明亮的阳光下，那几株桂花隐约的香气。而在牟宗三家中，杨牧听到存在主义哲学的介绍。
“我下决心读古书，其实就是执行那渺茫的对于普遍和无穷的追寻……在这之前，我曾经日夜思考并努力实验，为了想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机杼，更雍容，和谐，由内而外，一种音色，属于我的意象系统。”
很奇妙，在外文系就读的杨牧，和已从外文系毕业多年的余光中，在那时主张“横的移植”、将朦胧晦涩发挥到极致的现代诗潮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古典。用须文蔚的话说，“他们可以理解，现代诗的创作一定要有两个养分，因为现代诗是来自外文的自由体诗，需要大量西方诗的阅读；可构筑其质理的本身，一定要有传统的养分。”
在化用古典方面，须文蔚认为两人的不同在于，余光中在与现代派的晦涩诗风发生很大争执之后，转向浅白，而在《莲的联想》以后，他比较注重形式上的音乐性；杨牧对此有所抵触，他始终认为音乐性来自诗歌的内在节奏，他对古典的化用，也更多在精神内涵。
1964年，被爱荷华国际写作班主任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选中，杨牧赴美国就读爱荷华诗歌写作班。在那里，他与二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辩论一首诗如何完成。杨牧很快表现出他的不同，为了研究阅读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老史诗《贝奥武夫》，他选修了生涩的古英语。后来，在汉学家陈世襄的召唤下，他前往伯克利加州大学，并在那里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开始在马萨诸塞州大学助理教授、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大学长达20多年的海外任教生涯。
陈世襄晚年有关“中国抒情传统”的理论，对杨牧影响巨大。“就像陈世襄所说，西洋文学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以绵密的叙事取胜；中国以律诗为代表的抒情传统，却用非常精简的文字、繁复的意象堆叠出我们的创作，不必多说，看到几个精彩的意象，我们就会理解诗歌背后的奥秘。杨牧特意在挑战陈世襄的理论，他想有没有可能，以中国抒情诗的语言，来扩大诗歌所能呈现的情感范畴，让历史中的人，透过历史说话。”须文蔚说。
杨牧找到的办法就是后来他称之为“戏剧独白体”的创作模式。几乎每过一个阶段，他都会回归这种写作方式，透过历史，写下现代生活的体验与发现。在一次诗歌活动中，他曾这样谈到：“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就一直做一个题目，像‘郑玄寤梦’、‘林冲夜奔’、‘妙玉坐禅’，抓住一个人物，不管他从小说里来的，还是后汉书来的，我一直在做这个，做了差不多五十年了。”
这种戏剧独白带来的创作自由，就像布罗茨基所发现的那样，“自由，在与掌握了疏离的艺术”。杨牧声称“我读的西方文学，最比较佩服和倾倒的，都是跟自己的personality，跟自己的性格还有经历、认同，甚至他的国籍、性格是脱节的、离开的。这些东西构成我自己很坚定也许很偏颇地对文学的看法。”
比较有标志性的诗风转变，是1966年写作的《延陵季子挂剑》。杨牧改写了史书中有关信诺的美好章节“季札挂剑”，赋予季札全新的思考与形象。
“他假定季札挂剑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叫独白体？因为诗中有这样一个叙述者。这很有趣，虽然是一首长诗，但每个句子和段落之间并非西洋叙事诗的模式，他坚持在其中维持很高的抒情质地。”须文蔚说。
1972年，杨牧一改之前的笔名“叶珊”，自此一直使用“杨牧”发表作品。笔名改变的背后，正是诗风的变化。
走出了早期的浪漫抒情，他开始在历史中找到戏剧独白的独特表达方式。同时，在美国学运高涨的六十年代，他不可能不对诗歌的现实介入有所思考。这种日后对他影响深远的“柏克莱精神”，使他想以诗歌参与社会变革。于是就有了那首著名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这是一首叙述色彩强烈，描述1980年代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年轻人迷惘的厚重诗歌。阅读它的第一感觉，让我想到于坚的《0档案》。不过，就像诗人向阳所说，“相对其他比较强调写实主义，或者说强调社会批评的诗人的作品来说，杨牧在当中不是用愤怒的语言，通过比较柔细的语言，反而显现出对公理和正义的知识与理念上的探讨。”
侠义，特立独行的文学教育
在很多场合，杨牧声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教师，其次才是诗人。诚然，杨牧大半生的时间似乎都在高校校园度过。
1991年，杨牧回国参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创办。五年之后，他回到故乡花莲，创办东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自己的家乡，东华大学给了他极大的空间，用以实施自己的文学教育理念。比较起来，诉诸《时光命题》等一些篇什中的情绪，使他在香港科技大学那段时间，看上去有些失落。
须文蔚正是在那时，放弃了在台北与传媒相关的职位，被杨牧罗致麾下。杨牧在东华大学进行了两大改革：第一，取消台湾所有中文系中有关训诂考据、义理哲学等小学的部分，办了一个纯粹文学的院系；第二，他在东华文学院成立了一个以创作为主的硕士班，学生可以小说、散文、诗集获得硕士学位。
这些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改革，在最初的观望中逐渐赢得认同。须文蔚回忆，小说家李永平那时生活困顿，租住在台北西门町一间房子，以翻译为生。杨牧在办创作班的时候，通过齐邦媛的介绍，找到了李永平，聘用他来东华任教。“这件事情改变了台湾文学界，李永平后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马华文学作家。”
我没有见过杨牧，但镜头里的杨牧，给人一种儒雅、默然的感觉，与北岛有些相似。用须文蔚的话说，“你别看他平常很默默的，但是一个非常侠义的人。”早年他在编新潮文库的时候，特别编了对自己影响巨大的徐复观、陈世襄的文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