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成就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文艺全才：其文可比肩韩、柳，诗可步武李、杜，词媲美辛弃疾，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四大家……，创作上不管是拓展前人(如诗文)，还是独自开宗立派(如词)，在每一领域里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
他是继李、杜而后的诗坛大家，无论是才华还是成就，在两宋诗人中都无可与肩。其诗论强调有感才写诗，鄙弃有意而为诗；与注重内在体验相联系，艺术上提倡自然天成。其诗歌以其内容深广和手法的多样展示诗人精神世界的广博与丰富；诗风也丰富多彩，奔放而宛转，新奇而自然，是其风格的主要特征；其代表作无不放笔快意气势纵横，既一意倾泻又宛转曲折，既恣意挥洒又舒卷自如。他同时也是一位与辛弃疾并称的词坛高手，在词史上的地位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他借用某些诗的表现手法作词，拓宽了词的题材，升华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特别是开创了豪放词，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使词体在艺术上进一步走向成熟，成为一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特殊抒情文学体裁。
这里我们将分别阐述他的诗歌理论与诗词创作。
第一节 坎坷人生与磊落襟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于宋仁宗景祐二年诞生在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一个文学世家。父亲苏洵晚年文名震天下，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纵横开阖的文风深深影响了苏轼后来的生活与创作。苏轼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宁静而又紧张的求学中度过的，他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而归》中说：“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20岁时就已博通经史，下笔琳琅。
嘉祐元年，苏轼随着父亲和弟弟苏辙来到汴京。苏洵把自己不同流俗的文章和两位不同凡响的儿子，一起送到了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面前，次年，苏轼与弟弟双双及第，顷刻苏氏父子名动京师。嘉祐六年苏轼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考取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在制科考试前后，他连续写了《进策》25篇、《进论》25篇、《礼以养人为本论》6篇，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弊端，并探究了造成这种弊端的病根：“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他认为改革的关键不是变法而是任人，这大不同于王安石在嘉祐三年上仁宗万言书中所提出的变法主张，与王安石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影响了他后来的整个人生道路。
中科制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出任凤翔府判官，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治平四年(1066)4月苏洵病故，他扶柩归蜀服丧。服丧期满回朝时，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浪潮席卷朝野。上层社会内部急速分化，原来十分赏识王安石的欧阳修、富弼等元老，从庆历革新的支持者一变而为熙宁变法的反对派，形成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集团。苏轼本来就只提任贤人而不提变法制，加之与反对这场变法的元老关系密切，因而他立即站在保守派这一边，反对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激进变革。这样他不得不离京外任，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
新法实施过程中难免产生种种流弊，变法派中任非其人更造成了变法的负面效应，对变法本有抵触情绪的苏轼只看到变法结下的苦果，并写诗揭露新法扰民蠹国，这酿成了后来有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七月，王安石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变法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变法派中的新进以苏轼讽刺时政的诗歌为把柄，必欲置他于死地。朝野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营救，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说情，神宗本人对苏轼并无恶感，苏轼才幸免于*身之祸，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四年，苏轼的思想、情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思想和个性原本就很复杂，早年以“济世”、“功业”自期的是他，“早岁便怀齐物意”的也是他(《和柳子玉过陈绝粮次韵》)。经过“乌台诗案”这一沉重打击，他需要寻求心灵的安慰，思想中早已存在的释、道思想有所发展，儒家的积极进职、道家的因任自然、释家的自我解脱同时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诗词中。释、道对他难免有一些消极影响，但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也获得了某种肯定的意义：这使他既忧国又忧民又旷达自若，既透悟人生又一腔热肠，才吟罢“长恨此身非我有”(［临江仙］)，又开始高唱“大江东去”(［念奴娇］)；刚才还悲叹“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马上又哼起“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哪怕明知“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但仍有滋有味地去品味“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他进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境界。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朝局地覆天翻，保守派重新回朝掌权，不久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司马光偏执地废除一切新法，保守派又要使朝纲恢复仁宗那种沉闷因循的旧观。苏轼不同意旧党“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的做法(《辩试馆职策劄子》)，这样，旧党执政他也不能安于朝。从元祐四年起，他先后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苏轼受到新旧两党夹攻的原因，主要由于他磊落的襟怀和无私的品德，他从来不以个人仕途的升降为怀，而以国政的兴衰成败为念。他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他与王对时局的认识和救弊的措施不同，不愿违心附和执政的新党谋取高位；司马光执政他又不愿违心尾随这位温公以自固。元祐八年哲宗亲政，重新起用章惇、吕惠卿等新党人，苏轼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接着再贬惠州安置，此时，他是已近60的老翁了。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加重了对元祐党人的惩罚，他又被贬到海南岛的儋州。那时海南岛的生存环境比惠州更糟，去海南岛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到昌化军谢表》)。所幸他那开朗坦荡的胸怀，那任真逍遥的禀性，那随缘自适的态度，使他得以战胜恶劣的环境和阴险的迫害。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时，他不无自豪地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第二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六月由润州抵常州，七月诗人病逝于常州。死前两月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留下名作《自题金山画像》，凝练地概括了一生曲折悲惨的遭遇：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一千多年来，不仅苏轼作品一直是*人墨客模仿的标本，苏轼其人也一直普通大众崇拜的偶像，他的门人李廌在祭文称颂他说：“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文人更仰慕苏轼“无所不可”的文学才华，普通大众更喜欢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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