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商甲骨文“示”之字形，启发我们对于二里头遗址坛墠遗迹进一步想象：二里头“土坛”上的夯土墩，或即放置神主的“主座”——甲骨文“社”字，形作地面或丘台上立有土柱（图一四：1-6），正是二里头土坛之侧视图。这类设施在明清皇家天神坛、地祇坛还在沿用——神主奉安于山形石雕神主座上面。（图一六）抑或其本身就是“社主”；墠内并无夯土墩，神主可能直接放置地面上，如图十四：12甲骨文所示，以便更接近地祇。
关于墠：所谓“墠”遗迹，其特点是：从地表下挖形成的浅穴式构筑物，无墙无柱，壁面抹有“墙皮”，平面呈单体长方形或复合体长方形，内部有先后敷设、层层叠压、平整如镜的土层，上面有人们活动形成的踩踏面，有经火烧烤形成的形状不定、大小不一的“红烧土面”，有不同时段埋设的墓葬。可见，它们建造考究，精心保护，长期、反复使用。
根据相关现象，可以排除其为“半地穴式建筑”之可能，笔者推测或即所谓“墠”——一种祭祀遗迹。祭祀时，也会烧燎某种祭品，从而留下火烧痕迹。
坛和墠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祭祀场所。《礼记·祭法》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墠。”孔疏：“一坛一墠者，七庙之外又立坛、墠各一。起土为坛，除地曰墠。”《诗·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郑笺云:“墠，除地町町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释町：“假借为坪，或曰平地为町。”孔疏曰：“《礼记》、《尚书》言坛、墠者，皆封土者谓之坛，除地者谓之墠。”《史记·封禅书·正义》：“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所谓“封土曰坛”，是说人工建造的高出地表的土台叫做坛；“除地曰墠”，是说人工建造的低于地面的浅穴式场地叫做墠。“封禅”是祭祀天地之神的场所和仪式之称。
同样是祭祀设施，坛高凸于地面之上，圆形，有黏土墩，附近有贵族墓葬，有火烧遗迹；墠低凹于地表之下，单体或组合式长方形。场内活动面上有不规则的火烧痕迹，有成人和儿童墓葬。它们各自具体功用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从其自身遗迹现象找到明确答案。如若做个大胆推测，或许可以认为：坛是祭祀天神的设施，墠是祭祀地祇的设施——中国古人有天圆地方概念，因此传统上天坛为圆形、地坛做方形。
甲骨文“坛（旦）”字（图一四：13-18），形如方坛或圆坛上方有太阳，意即供奉太阳神（天神）的地方。据此，可为将二里头遗址土坛推定为祭祀天神场所（天坛），增添一个旁证。
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神，而其主神，在商代叫做“上帝”（卜辞多有祭祀“帝”的记载），在汉代称为“太一”（《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因其位在高空之上，故祭坛建成高于地面的土台状，坛上再设置神主座，使神主尽量向天空伸展而接近天神。F8中央的大型神主座，应该就是供放主神主的神座，周围的神座则可能是配祀之神位；地祇都是地面或地下之神，包括山岳江河百谷等，因此其祭祀场所为低于地面的方形（长方形），不需要高耸的神座。87YLⅥF7横贯东西的小土沟（图一七），发掘时认为“用途不明”，今受《唐土名胜图会》关于“方泽坛（地祇坛）”神座之“五岳、五镇、五陵山石座，凿山形”，“四海、四渎石座，凿水形，均东西向。在水形石座下还凿池，每祭祀时全都贮水”之记述启发，或可推测F7地面上特意挖掘的那条小沟，应该是某次祭祀的主要对象为大河（在当地不外乎黄河、洛河，殷墟卜辞中所有祭河的记载，能明确具体对象的只有黄河和洹河——此二河直接影响殷都安危），因此有象征性河流（祭祀时沟内注水）。
但据文献记载，后来祭祀天神、地祇，或不在一个地方。《礼记·礼运》：“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汉书·郊祀志》：“祭天于南郊，就阳之意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上述文献说古帝王祭天于国（都邑）之南郊，祭地于国之北郊（其实不尽然。如汉成帝时，祀皇天、祠后土的地方，曾经并不在长安城南、北郊。）。这种观念是否在夏代即已出现，还是未知。二里头遗址是否另有祭天设施，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现。笔者注意到，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符号中，有个类似“亞”字形的符号（图一八），很像是四面有台阶的高坛象形（类似殷墟丙组基址——它至少具有南、北两陛），它的体量显然应该比较高大，也许就是当时另种“天坛”的形象？
从殷墟卜辞记载祭祀天神地祇均在“社”类推测，二里头遗址上述坛墠类祭祀遗存或同属“社”之设施。甲骨文“社（土）”字（（图一四：1-6）），也恰与二里头遗址祭坛形象吻合。
甲骨文“坎”字（图一四：19-24），表示在土坑中痤埋人或动物牺牲，推测二里头坛、墠附近也应有坎，须从众多的“灰坑”中悉心分辨之。甲骨卜辞记载祭社常用燎祭，二里头坛墠及其附近均发现众多烧土面，或即燎祭遗迹。
（三）价值与意义
二里头王都中轴线上的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构成了王都的核心内涵，其所分别代表的政权、神权和高科技支配权，是当时王权的三大支柱。因此，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的发现和认识，完善了二里头王都文化内涵，深化了二里头王都研究。
祭祀天地神祇，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是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如果说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神，是表现王权正统性的方式，那么祭祀天地神祇则是体现王权正当性的重要手段。二里头遗址坛墠类遗存的发现和认知，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和思路。
三 源流探讨
二里头遗址坛墠类祭祀设施，其祖形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早期。如：
北方红山文化遗址常见积石冢与石垒祭坛相伴，其祭坛均用石块垒砌成高台状，呈圆形或长方形。
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祭坛，用大石块砌筑而成，北面为方形祭坛，南面为圆形祭坛，圆坛直径2.5米，旁边出土有陶塑祼体女神像和镂孔塔形陶器等祭器。王震中先生认为“综观整个方形祭坛的布局和内涵，结合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东部地区史前较大规模的祭社遗址。至于方形祭坛南边的圆形祭坛（圆形台子）则应是祭天之坛，或可称为原始的‘天坛’”。
牛河梁遗址发现一批以庙、坛、冢为组合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其中第二地点N2Z3号祭坛为圆形，由三层以立石为界桩的阶台和坛上积石构成，坛中央堆石为坛顶。祭坛最大直径22米。（图一九）N2Z5号祭坛，用石块砌筑，平面呈长方形，中部有横隔墙，使坛体呈现“日”字形。坛体南北长19.2米，东西宽14.6米。北部坛体中央有一圆形石堆，最大直径2.3米，最高0.62米。坛内垫土层下埋置有3具人骨架。第五地点祭祀遗存，由二座圆形积石塚夹一座长方形祭坛构成。冯时先生研究指出：牛河梁N2Z5号祭坛应是古人祭天的场所。
南方的良渚文化遗址，也屡有祭坛发现，其中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最有代表性。它们是在山岗顶部砌筑或者人工堆筑方坛、长方形土坛，有燎祭遗迹、有高级墓葬。
瑶山遗址祭坛为石块垒砌，方形，现存坛面中央是一个凸出周围坛面的方形红土台，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5.9米，红土台四周围绕一圈浅沟，沟宽1.7～2.1米，深0.6～0.85米，平底，内填松软灰土，无包含物。围沟之外是黄褐色土筑成的坛面，散见较多砾石块，推测坛面原先可能铺设有石块。祭坛周边有用石块垒砌的石坎，保存较好者在其西北部，高约0.9米，祭坛南半部布列有12座高级墓葬，祭坛西侧石坎外侧还有2座墓葬。如果发现的现状大体反映祭坛原始状态，即沟内灰土是后期填入，那么这便是现知最早的“方泽坛”——推测祭祀时，沟内注水。沟中灰土应是祭祀（燎祭）时生成物；如果现状并非原始状态（后期破坏削去了坛顶大部分），则“灰土沟”为三层坛台的中间阶层，那么这便是最早的“五色社坛”雏形——已经具有黄、黑、红三色土。（图二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