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祭坛，系由三个用土块垒砌的长方形台呈三级台面连叠而成。祭坛南北总长约7.3米，东西宽约5.2米，自南而北逐级升高，每级高约0.34～0.44米，各个台面皆平整，最高台面东南角还有一个土块砌筑的方形平台，中间放置一块上下平整、周边整齐的长方形土板，长1米，宽0.4米，厚0.1米，下面压着一件陶大口尊。祭坛地面和土块，均被大火烧红，且撒有介壳末。祭坛北面，有两处东西向长条状红烧土堆积，东侧的长11米，宽4.8米，堆积高度约0.5米。西侧者长6.5米，宽2米，堆积高约0.3米。发掘者认为这是燎祭的遗迹。祭坛台基西北部，有一个发掘者称为“积灰坑”的遗迹，平面做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19.25米，南北宽约7.5米，坑底呈坡状从深0.25米逐渐加深至1.15米，坑中央有一个略呈圆形的小土台，直径约1米，高约1.15米。坑内填满纯净的草灰，坑壁坑底并无火烧痕迹。“坑中积灰像是山上大火燎祭后清扫堆此”。在所谓“积灰坑”下出土一组陶器——大口尊1件、双鼻壶1件、陶罐3件，大口尊内有猪趾骨2块。大口缸属于祭祀用器，这堆器物应与祭祀有关。这是最早的瘗埋祭器的“坎”。与之相伴有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从地层关系上说，有的被祭坛叠压、有的打破祭坛。其实，它们均与祭坛有关。按目前发掘的祭坛，应该是该祭坛最后遗迹，此前也有筑坛祭祀。早晚不同的墓葬应分别从属于早晚祭坛（甚至，更早时候的崧泽文化所谓“建筑遗迹”，实际上也是一种祭祀遗存，包括旁边的“灰坑”“烧坑”“灶塘”，都应该是祭祀遗迹组成部分）。发掘者认为该坑只是堆放柴灰的灰坑，值得商榷。普通灰坑，根本无需有中央的设施，笔者推测，该坑是与祭坛相配的墠，那个圆穴和圆台遗迹很可能是祭祀时奉安神主的主座！如果可信，则是二里头坛墠相伴共存的先例。（图二一）
二里头“墠”类遗存，现知可直接追溯到新砦文化。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中部偏北，曾发现一处特别的大型“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东端内收2.4米），现存东西长92.6米，南北宽14.5米，为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无墙体、柱洞遗迹。在其西段南侧地面发现一具完整的猪骨遗骸，再往南分布有大量埋置兽骨的小土坑。当时曾认为是半地穴式建筑物，后来认定为“墠”“坎”类祭祀场所。这是考古发现的现知我国古代最早、最大的墠类遗迹。
可见，二里头遗址坛、墠，上承自新石器时代和夏代早期。商周及其以降，二里头坛墠得以世代传承，并逐步发展变迁。
在殷墟发现的祭坛，有丙组基址，为方形夯土坛，上有祭亭祭台，有烧燎遗迹和人及动物牺牲坑，还有瘗埋的玉璧。坛前有两厢建筑物，俨然是相当完备的祭祀设施。笔者曾认为，殷墟已有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制度雏形：甲组基址为寝，乙组基址主要是朝，丁组基址为宗，乙七为西宗，而丙组基址应该是社。殷商社坛继承了二里头社坛基本特征的同时又有变异。
殷商祭社，对象包括了天神地祇。可能至迟到秦汉时，出现天坛、地墠分离概念，天坛、地坛与社坛，各有专属。考古发掘的南京六朝地坛、西安唐代天坛，是秦汉以后天坛、地坛代表性遗址。而明清天坛、地坛和社稷坛，均传承至今。
作者：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