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
一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读书成为我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1978年秋，我从插队的农村来到北大西语系，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更多了，读书的种类也更多了，包括一些国外出版的英文书。同样是书，中外图书差异不小。当时中国经济尚未起飞，物资匮乏，绝大多数中国书的纸张质量远不如外国书，排版、印刷、装帧也不如。那是时代的烙印，不足为奇。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乎所有英文版的学术著作都有一个“书后索引”（the back-of-the-book index），给读者带来极大便利。当初能够注意到这一点要感谢Ms. Brigid Keogh——我上大学期间的第一位外教。
按照美国人的社交习惯，Ms. Keogh让我们对她直呼其名，我们也确实当面称呼她Brigid。不过，背着她，老师和同学们给她冠了一个昵称“美国老太太”或“老太太”。当时她已经七十岁了，一头白发，博学广闻，思路清晰，而且精力过人。记得有几次，老太太一上午连续讲四节课，第四节课下课铃响了，老人家兴致不减，仍然嘟嘟嘟嘟地说个不停，同学们的心早已飞向食堂了。
老太太教过我们四门课，其中“美国文学”和“美国历史”这两门要求我们用英文写课程论文（即“写paper”[1]）。老太太关于课程论文的要求非常细，细至每篇论文至少要参考n种文献，至少要有n个引注，以及引用文献和注释的具体方法，尤其强调的是绝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剽窃（plagiarism）。在讲参考文献时，老太太专门介绍了书后索引以及如何通过索引查找参考资料，当时的感觉真是耳目一新，天下竟然有这样便利的方法利用文献。
初学用英语写论文，非常头疼；加之必须引用参考文献，格外犯难。好在老太太办公室里有几个书架，满是关于美国文学和美国历史的英文书。课后到那里查文献、做笔记，硬着头皮按规定要求完成了课程论文。因为英语能力有限，加之缺乏论文经验，写作过程中总有些隔膜和别扭的感觉，像是一个笨学徒依葫芦画瓢，凑合着完成了作业。然而，老太太批改我们的习作毫不含糊，从英语语言、标点符号到论文形式的细节锱铢必较，结果大大地成全了我们，使我们这批修课的同学得到了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训练。这在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尤其难能可贵。
过去十多年里，前后数位高校资深学者被揭出有学术剽窃行为，证据确凿，闹得沸沸扬扬，曾有人在网上为这些学者辩护，说他们当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的时候没有关于学术剽窃的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学术规范训练。我想，这样勉强的辩解当然乏力，但也不能说全无理据，中国学术的昨天有一个“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传统（顺便说一句，这也曾经是西方的传统），如今我们仍在走出历史阴影的过程中，彻底改观，尚需时日。回想四十多年前，我们这一班同学有缘学道于那位亦师亦友的美国老太太，受其耳提面命，习得从事学术的入门道理，真是三生有幸。
二
1986年底，我从北京出发，经停广州、香港赴美国，开始了为期十多年的洋插队，其间多半时间在读研，先后完成了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三个学位。美国的研究生学位是由若干课程和大大小小的“papers”堆出来的。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每一门课都会列出一串书单（有时分为“必读书”和“参考书”），要修课必须读书。多数课程的考查少不了“写paper”，要写paper（尤其是“大paper”）也必须读书。年复一年，接触的书多了，对书的结构和编排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那个“书后索引”。在一定程度上，书的索引与论文的关键词相似。关键词从论文中提取，表达论文主题及相关内容；书后索引的条目从书中提取，但所涉的面更宽，具体功能更多。做索引（indexing）是一种专门学问，索引编写者叫做indexer。我是这方面的外行，只能凭个人理解不揣简陋地说几句。书后索引将一本书的核心问题以及相关内容以“索引条目”的形式列举出来，通常包括该书涉及的主题、分主题、重要概念、问题、思想、理论、作者、著作、人物、事件等[2]，这些条目像编字典一样以字母顺序排列，每个条目都标明在书中出现的页码，根据页码可以立即查阅具体内容。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书封
书后索引中不仅列出条目，而且在许多重要条目下列出内容相关的次条目和交叉参考的条目。例如，在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的索引中，条目“儒家”（Confucianism）下面列出的次条目就有“儒家论家庭”、“儒家论礼仪”、“关于儒家的两种观点”、“儒家与墨家”、“儒家和音乐”、“儒家与道家”、“儒家与官僚制”、“儒家与法家的对立”，等等。此外，在“儒家”这个条目的末尾还列出了一些可供交叉参考的条目，如“孔子”、“五经”、“儒”，等。
需要指出的是，借助索引查阅的不仅仅是在某页面找到某条目，更重要的是在前后文中找到与该条目相关的内容，包括对某问题的论证或探讨，作者的立场、观点，所引用的文献以及文献中的立场、观点等重要信息。研究者耗费大量时间查阅资料，就是为了获取对研究有价值的那一点“重要内容”或“有用信息”。然而，那一点“有用信息”与海量的“无用信息”共生于图书资料中。如果说获取信息是在做功的话，那么，以传统方式进行研究性阅读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无用功，因为只有通过大量的无用功才能滤出那一点“有用信息”。采用书后索引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获取“有用信息”的过程，大大节省了研究者的时间。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图书出版量空前，大多数研究课题都会有数十本或成百本的书籍可能有参考价值。如何取舍？阅读目录是传统的方法，有助于了解书的内容，但目录仅是提纲性的列表，只能提供粗略的信息，要进行精细而高效的筛选借助书后索引可谓走捷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研究者对某一具体的问题、概念、事件或人物感兴趣，从目录获取全书的框架信息后，转到书后查阅索引的条目或分条目，再到具体的书页查阅感兴趣的内容。如果一本书的索引不包括相关条目，那么多半可以判定这本书有可能不具参考价值。
有人说，书后索引好似一本书的路线图，大大提高了书的信息可及性（enhanc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the book），是给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的革命性工具。正因为此，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书后索引已成为美国等国家出版学术著作（以及多数非小说类书籍）的标配。一本书到手，首先翻看目录和索引是读者了解其内容的常规。
书后索引和正文之后的其它内容，诸如后记、附录、词汇表、注释、参考文献等，构成书的“后项”（back matter），与之相对的是“前项”（front matter）。前项是在正文之前的内容，通常包括书名页、版权页、献词、目录、序言、前言等。因为书的正文要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值得尊重的传统），所以正文与前项之间势必形成不同的页码序列。在绝大多数英文版学术著作中，前项的页码编排与正文的页码编排选用两个不同的符号系统。前者用小写罗马数字，从第“i”页开始；后者用阿拉伯数字，从第“1”页开始。这样编排的基本逻辑是，全书每一个页码都是独特的，避免了因为重复页码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同时，这点讲究至少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与书后索引相关。索引中的条目（或分条目）可以来自正文和后项，也可以来自前项（尤其是“序言”、“前言”等），如果全书不存在两个同样的页码，就能确保条目页码的标注不会因同样页码发生歧义，也便于检索。
《芝加哥手册》书封
另一方面涉及学术写作和出版的规范问题。二十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在克服“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现当代学术的规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芝加哥手册》（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在这方面起到了标杆作用。[3]该书初版于1906年，尽管历经修订，其基本内容之一仍然是关于文献的检索、引用、注释之规范。对于常见的书籍文献引用，手册要求作者交代书籍出版信息的同时注明页码，这样要求的预设前提之一就是书中每一个页码都是唯一的，否则难免发生歧义。
三
探讨“书后索引”的问题，要从professionalism说起。所谓professionalism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专业化或职业化传统。简单地说，这是不同职业或行业通过各自的组织或跨行业的渠道，对特定的业务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涉及面很广，诸如职业/行业的入门要求、业务标准、行为规范、职业伦理、法律原则、质量保证、客户关系、权益维护，等等。
尽管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对professionalism有不同的解读，但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始终是规约和标准的制定，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更新。以《芝加哥手册》为例，手册1906年初版“序言”中说，该书源于1891年芝大出版社校对员（proofreader）记录在零散纸页上的工作要点，经十多年的扩充、修订，最终汇编为这本约200页的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手册》平均不到7年就再版一次。2017年，《芝加哥手册》第17版问世，全书1100多页，其中索引就有129页。新版手册内容丰富的程度折射出出版、写作、传播等行业在111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
早期研究显示，professionalism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以求共同发展和提高，《芝加哥手册》的百年历史也体现了这一点。《手册》初版时只是芝大出版社的排版规则（the typographical rules）汇编，或者说，是一套工作指南（a set of work-rules）。而百年后的《手册》则成为“作者、编辑、校对、索引编者、文案人员、设计人员、发行人”等各类从业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手册》能够百年常新是因为多方一线人员保持互动交流，提出与时俱进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从而使得诸多业务的标准和规范在同一个框架中得到协调，并不断更新。如今，《芝加哥手册》被认为是作者和编者的“圣经”，誉为高度的专业精神、理性原则和责任感的体现。
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美国相去甚远，不宜简单照搬美国的传统，但professionalism的某些机制或规范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出版者与作者之间保持互动并制定规约是值得借鉴的机制，将学术书籍的书后索引作为一种规范也是值得借鉴的。而任何借鉴的前提是对借鉴物的意义和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索引”都不是二十世纪的新发明。不过，西方在二十世纪中叶将书后索引定为学术出版的标配，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中国改革得以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对创新持开放的态度，接受书后索引这一不再新颖的创新，是时候了。
从更广的视角看，“学术”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是该系统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保持这两部分的互动和协调发展，促进学术规范的制定和更新、专业素质的培养和普及，是提高学术水准的基本路径。或许，这就是《芝加哥手册》百年历史的启示。
2021年7月于沪上
注释：
[1] “写paper”中的“paper”不可以简单等同于汉语中的“论文”。作为课程作业的paper有大有小，大paper可以长达10页、20页，甚至更多，有明确的规范，可以算是论文；而小paper则可以短至3页、两页，甚至1页，没有汉语所谓论文的意思。
[2] 有些书的书后索引做成几个分类索引，诸如作者或人物索引、地名索引等。
[3] 《芝加哥手册》是学术写作和出版规范方面的重要标杆，最初主要用于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后来被用于更广的范围。此外还有一些类似学术规范体系，由特定学科制定，大同小异，最常见的有美国心理学会的《美国心理学会出版手册》（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PA”；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MLA论文写作手册》（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简称MLA。
责任编辑：朱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