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坡
七月，太子李亨率侍从官员步骑两千到达灵武。灵武地处黄河河套上游，水草丰盛，是朔方节度使的驻所，历来是控制西北的边防重镇，又是南下关中，东山晋冀的战略要地。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即帝位，即唐肃宗。从此肃宗就以灵武为基地，调整战略部署，整军经武，准备反攻。
唐玄宗之所以执意让哥舒翰出关攻击安䘵山叛军，分析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各方势力逼迫唐军轻出潼关，背后有十分深刻的经济原因。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唐太宗时，高级文武官员仅642人，唐高宗初增至 13465人，唐玄宗时又增至17686人。
官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长安城的官员家属数量也呈几何增长；府兵制破坏后，护卫长安城的十几万中央禁军全靠国家财政拨款；大军在陇右、河西等地与吐蕃抗衡，也需要大量粮饷；加上天宝年间达官贵人普遍生活奢靡，导致一年输送进关中的数百万石粮食依然不够消耗。
关中粮食消耗的急剧增长，使得唐王朝越来越依靠从关中以外地区输送来的钱粮物资。那时，漕运将粮食集中于洛阳附近的含嘉仓，然后陆路运送至关中，或经开封入黄河再转渭河入长安。安史之乱后，紧急启用经汉水上溯转旱路入长安的线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叛军将唐军压制在潼关内，切断了漕运物资经洛阳至长安的通道，大量物资只能转道秦岭，大大增加了运输难度和成本，也造成输送到长安的物资急剧减少，这让整个大唐朝堂十分担忧。
不仅皇帝想尽快收复洛阳，恢复原有运输途径，朝中大臣们也迫切希望打通潼关交通线。这才是哥舒翰被迫出潼关的根本原因。
大唐的奢华
其二，从政治上看，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番改革，开元之治，朝野歌功颂德，唐玄宗意满志得，以为基业稳固，可以安享太平。
他不相信一个边帅敢于反对大唐天子，更不相信他一手提拔，宠信无比的安禄山会造他的反。一旦叛乱的消息证实，当然震怒不已。
安䘵山叛军摧腐拉朽，长驱直进，特别是攻占东都洛阳，更无情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的情绪是盛怒急躁，他的方针是早日平叛。
洛阳的得失还关系到唐玄宗的政治威信。如果能收复洛阳，关中则会安全很多，不用担心叛军会随时破门而入。还可以将战线拉平，震慑不安分者。
而反攻的失败，使唐玄宗剩余的最后一点政治权威也失去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连杨贵妃都保不住，更不用讲太子李享逃出了他的控制，自说自话地在灵武继了皇帝位。
再次，由于杨国忠出于私利误导唐玄宗。因为杨国忠怀疑哥舒翰坐拥大军于潼关，想联合太子的势力一起对自己发难。杨国忠的这一判断，可能来自于他与军队系统势如水火的自我认知。被叛军势力和朝廷将领共同嫉恨的臣子，杨国忠算第一人。
安禄山起兵造反原因之一，就是与杨国忠有尖锐的政治矛盾，他们是打着诛*杨国忠的名号攻城略地。唐王朝平叛军将领也对杨国忠充满怨恨，不但因为其主政时期削弱军方势力，大肆插手军队内部，也因为他是导致高仙芝、封常清之死的间接凶手。
太子李亨自天宝五年(746年)遭到李林甫和杨国忠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太子又连遭倾轧。在潼关失陷前的那段时间里，与太子李亨的政斗，也使杨国忠非常担心哥舒翰会与太子联合。
安史之乱守城战
其实，杨国忠一直与哥舒翰非常要好。可哥舒翰在驻守潼关之初，以假书信使安思顺获罪被*，家人流放岭南。哥舒翰的这种阴狠毒辣，让素以为了解其行事作风的杨国忠，感到前所未有的意外和惊恐，生怕自己成为其下一个目标。
杨国忠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哥舒翰的部将个个做梦都想*掉杨国忠，经常劝哥舒翰除掉他。只是，哥舒翰认为这样做会成为安禄山第二，不答应罢了。
因此，杨国忠出于自保，轻信片面情报，决定误导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出关。他劝说唐玄宗：“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
第四，安史叛军示弱诱敌。当时，安庆绪攻潼关不克，叛军被哥舒翰困在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祐将老弱病残屯于陕郡，欲诱唐军出关弃险*。
五月，玄宗听闻叛将崔乾祐传出的谣言——“兵不满四干，皆赢弱无备”，于是遣哥舒翰出兵收复陕州和洛阳。
哥舒翰上书表奏，劝诫道：敌军兵力空虚的消息是虚假的，潼关的唐军现在战斗力很差，只能防守，无法进攻。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他们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
潼关之战
但这一建议与唐玄宗迅速收复洛阳的意图相左，自然听不进去。
唐玄宗根本不承认当时在陕洛主要方向上，安禄山军力比自己强大，根本不接受采取战略防御而后转入战略进攻的建议，他所需要的是开关出击，会攻洛阳，直捣范阳，一举成功。
用兵以主力碰主力，已是拙劣的战略，何况他更是以劣势的兵力去硬碰优势的敌人呢！这就是他失败的军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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