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隐藏在传说之中。相传，奥斯曼帝国的始祖是一位名叫埃尔图鲁尔（Ertoghrul）的小部落酋长。他率领400多名骑手，迁徙穿越小亚细亚半岛。途中他们目睹了一场战斗，交战的双方他们并不认识。在同手下人商议之后，他颇具骑士精神地选择帮助行将落败的一方，使他们得以扭转局势，夺取胜利。原来，得到帮助的是塞尔柱人的科尼亚苏丹阿拉丁（Ala-ed-Din）的部队，而被他们打败的对手则是一支蒙古军队。作为回报，阿拉丁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西的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附近赏赐给埃尔图鲁尔一片封地，包括位于瑟于特（Sugut）的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后来，埃尔图鲁尔又帮助江河日下的苏丹打赢了一场战斗——这次的敌人是希腊人——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封地。这个传说的用意是，在奥斯曼家族和之前的统治者之间建立一种合法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后来也得到了确认——苏丹将象征着主权的旗帜和鼓赐给了埃尔图鲁尔的儿子奥斯曼。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传说，颇具中世纪乃至圣经时代王朝的神话的特色。传说描述了埃尔图鲁尔和其子奥斯曼所做的意义非凡的梦。据说有一次，奥斯曼在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家中过夜，在就寝之前，这家的主人将一本书放在了他的房间。当他问到这本书的名字时，主人回答他说：“这是《古兰经》，是神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人间的箴言。”于是，奥斯曼开始站着阅读这本书，读了一整夜，一直到清晨时分才就寝。穆斯林认为，具有预言性的梦恰恰最容易发生在清晨时分。果然，在睡梦中，奥斯曼见到了一位天使。天使对他说：“你满怀敬意地阅读了我的永恒之言，你的子孙将因此而世代享有荣光。”
接下来的一个梦与一位名叫玛尔可敦（Malkatum）的女孩有关。玛尔可敦的父亲是谢赫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卡迪（kadi），即伊斯兰教的法官。奥斯曼苦苦追求了玛尔可敦两年，但谢赫艾德巴利就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有一天，睡梦中的奥斯曼得到了进一步的启示。他梦到月亮从躺在他身旁的谢赫的胸中升起。接着，这轮满月又沉入了他自己的胸膛。随后，从他的腰间生出一棵大树，大树的树荫和枝条覆盖了整个世界。在树下，奥斯曼看到了四条山脉——高加索山脉、阿特拉斯山脉、托鲁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从树根处又流出四条大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多瑙河。肥沃的田野长满了庄稼，伟岸的高山遍布着密林。河谷中的城市里林立着穹顶、金字塔、方尖石碑、圆形石柱和高塔，所有的建筑顶上都点缀着新月。夜莺和色彩艳丽的鹦鹉栖身于枝条交错而气味芬芳的树丛中，它们的歌声与阳台间回响着的宣礼声相交融。
大树的叶子越来越长，最终变成了剑刃。一阵风卷起剑叶，直扑向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坐落在两海两洲的交汇处，仿佛镶嵌在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翡翠之间的一颗钻石。如果帝国的版图是环抱整个世界的一枚戒指，那么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枚戒指上的宝石”。就在即将戴上那枚戒指的时候，奥斯曼突然醒了。他把这个梦讲给艾德巴利听，艾德巴利告诉他，这个梦是神的启示。艾德巴利终于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并且坚信这个梦预示了他们的子孙将拥有权力和荣光。奥斯曼与玛尔可敦的婚礼按照最严格的伊斯兰教仪式举行，并由一位神圣的伊斯兰托钵僧主持。作为答谢，奥斯曼后来为这位托钵僧兴建了一座寺院，并将富裕的村庄和肥沃的土地赏赐给这座寺院。
第一个关于梦的传说表明，在他们刚刚定居于埃斯基谢希尔地区的时候，奥斯曼和他的子民——奥斯曼人——还不是穆斯林。11世纪，小亚细亚迎来了第一批土耳其移民。他们跟随着塞尔柱军队而来，其中大部分人都因为接触过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13世纪时迁徙来的第二批土耳其移民则多为异教徒，奥斯曼人很可能属于此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非主动迁徙的移民，而是难民。同样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部族的入侵，迫使他们向西迁徙。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在了靠...
其中就包括奥斯曼人，他们随后获得了阿拉丁苏丹的保护。阿拉丁没有选择将他们作为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而是在局势纷乱的边境地区赐予他们土地，希望他们可以维持当地的秩序，或者为了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领地而对抗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很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埃尔图鲁尔和奥斯曼的追随者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于本来就具备游牧民族优点和土库曼边疆战士式的战斗素养的奥斯曼人来说，皈依伊斯兰教可谓如虎添翼，因为新的信仰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战斗热情，让他们热切地渴望成为守卫伊斯兰教的加齐，去击败信仰异教的基督徒。
奥斯曼的追随者并不单纯将自己视作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对土耳其斯坦的居民的统称——而是将自己视作奥斯曼人。然而，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与同为土耳其人的邻居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在塞尔柱帝国和蒙古在当地的保护国覆亡之后，奥斯曼人的国家只是继承帝国版图的十个公国[1]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小的一个。奥斯曼人的帝国伟业要归功于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巧合：他们的领地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角，这个位置颇具战略意义。当拜占庭帝国日渐衰弱的时候，他们的领地恰好与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接壤。此外，从奥斯曼人的领地出发，还可以很容易地抵达大海，并借由海路到达欧洲的巴尔干地区。
与其他边疆战士不同的是，奥斯曼人善于将军事征服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奥斯曼本人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他还任命岳父艾德巴利为维齐尔（vezir，vizier）[2]，并得到他的襄助。奥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统治者。他的部众之所以满怀敬意地效忠于他，既不是因为他的勇武，更不是因为他有着某种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为他的沉着冷静和不可抗拒的魅力。奥斯曼的身上有一种天然高人一等的权威感。他从未试图通过控制别人来树立这种权威感。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务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亚于他甚至超过他的人，都会对他满怀敬意，心中只有忠诚，而不会燃起一丝敌意。正如赫伯特·亚当斯·吉本（Herbert Adams Gibbons）所描述的那样，奥斯曼是一个“能够驾驭恃才傲物者的伟人”。他的追随者们前来服侍他，十分和谐地与他共事，认真地为这个成长中的小国打造足以确保其长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他们统率着自己的军队进行扩张，并以贝伊（bey）[3]的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尽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们总能协调彼此的行动，并且恭顺地执行领袖发布的命令。
满怀宗教热忱的奥斯曼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单一的信仰和早期穆斯林式的狂热（这种狂热来自他伟大的先辈、与他本人同名的一位哈里发[4]）。较之权力和财富，奥斯曼更珍视公正。与此同时，奥斯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凭借不可分割、独一无二的君权统治国家。因此，早期的奥斯曼国家就免于像其他的塞尔柱小公国那样出现内部的纷争。作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奥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他们以实际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让自己逐渐适应统治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奥斯曼人不断地开发自身拥有的资源，并且在知识、宗教、生产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利用城镇化水平更高的邻国的资源。渐渐地，来自更遥远的内陆地区的人，也被吸引到位于边疆地区的奥斯曼人的领地，以躲避内部的纷争，并在这里寻求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从希腊人身上学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巧，精明地从垂死的拜占庭帝国最后的亚洲飞地上学习他们的统治方法。与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奥斯曼人并不会带着宗教狂热与敌人打交道。奥斯曼人身边的希腊人要多过土耳其人。尽管周边村庄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奥斯曼总是能够友善地对待他们。在他最亲密的伙伴中，就包括两个希腊家族——米海尔家族（Michaeloğli）和马科斯家族（Marcozoğli）。这两个家族是米海尔（Michael）和马科斯（Marcos）的子孙，这两人曾经是奥斯曼的敌人，后来却成了他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正是奥斯曼的缘故，他们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人的领土内，并没有出现基督徒的大规模伊斯兰化，更谈不上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不过，出于个人原因和利益驱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动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权力在逐渐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经被统治者所遗忘。因此，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宁愿选择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过上较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兰教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机遇，并且免于承担沉重的赋税。在精神层面上，随着东正教会权威的衰落，这些生活在亚洲的希腊人开始受到新的信仰的感召。而从社会层面上看，无论是在背景还是在生活习惯上，他们与他们的奥斯曼邻居也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不论是否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都很容易适应奥斯曼式的生活。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的通婚变得越来越常见，从而催生出一个日益壮大的血统混杂的群体。
有一个事实变得越发明显——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再仅仅是一群游牧民，而是定居者、创造者和建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小亚细亚西北角山峦起伏的领地内部，衍生出一种特有的、源于当地各民族文化的边地文明。他们的文明混杂了亚洲与欧洲、穆斯林与基督徒、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种种特征，注重实用，而不像东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国家那样信守更为正统的文化和社会约束。有了这样的社会雏形，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将承担起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正如当年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帝国填补了阿拉伯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继承了罗马那样。
奥斯曼本人并不急于为了开疆拓土而与他的邻居兵戎相见。他观察，等待，与邻国共存，同时又向它们学习，最终缓慢而又志在必得地一点点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拜占庭帝国残存的亚洲领土上，有三座防御森严的城市：位于南方的是布尔萨（Bursa），这座坐落在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5]山坡上的城市控制着富庶的比提尼亚平原（Bithynian plain）；在中部的是这一地区实际上的首府尼西亚（Nicaea），坐落在一个湖泊[6]的东岸；位于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亚港（Nicomedia），从那里延伸出的狭长海湾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这座城市还扼守着通往黑海的陆路。从奥斯曼的都城到这三座城市，都仅有一天的路程。然而，奥斯曼却没有攻击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从埃尔图鲁尔统治埃斯基谢希尔的时代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但在这60年中只在乡间发生过零星的战争，奥斯曼人的领土也仅仅向前推进了60英里（约96千米）——从“老城”埃斯基谢希尔到“新城”耶尼谢希尔（Yenishehir）。奥斯曼人的扩张阻断了尼西亚和布尔萨之间的交通。
但是，奥斯曼仍然在等待时机。他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对君士坦丁堡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其城市的防御会有多么的坚固。与此同时，他的力量一直在增强。因为他的声望，他手下的军队数量已经从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人发展到了4 000人。还有一些寻找生计的战士穿过边界，从邻国投奔而来；就连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希腊人边防军士兵，也由于不受重视、被罚没财产或遭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压迫而改换门庭。
一直到14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奥斯曼即位贝伊（1289）之后的第12年，他才第一次与拜占庭帝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奥斯曼率军攻打了科云希萨尔[Koyun Hisar，希腊人称之为巴菲翁（Baphaeon）]。希腊人试图阻止奥斯曼军队进入尼科米底亚城下丰饶的山谷地带，结果却被奥斯曼人迅猛的骑兵冲锋轻而易举地击溃。帝国军队居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土库曼酋长击败，这让拜占庭帝国感到十分忧虑，并且开始认真审视奥斯曼这个对手。这场胜利也让奥斯曼名扬四邻，圣战士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地方涌来投入他的麾下，以能够成为奥斯曼人为荣。奥斯曼的公国如今真正成了为人景仰的国度。
然而，奥斯曼无意乘胜攻取尼科米底亚，他的部队心满意足地在该城周围的土地上大肆破坏了一番。七年之后，奥斯曼认为自己做好了再度出战的准备，于是发兵攻打阿克希萨尔（Ak Hisar）。萨卡里亚河[Sakarya，希腊人称之为珊伽里奥斯河（Sangarius）]的海拔逐渐降低，最终流入尼科米底亚后方的平原，而阿克希萨尔的城堡正扼守着河流的下游。奥斯曼成功地夺取了阿克希萨尔，打开了通往大海的道路。奥斯曼的军队第一次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逐渐夺取了海峡东侧、小亚细亚半岛沿岸的港口和城堡，进而又突入马尔马拉海，占领了卡洛利米尼岛（Kalolimini）。这样一来，奥斯曼就阻断了分别从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出发到君士坦丁堡的两条海路，隔绝了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接着，奥斯曼的军队从陆路进攻布尔萨，最终在1326年攻克了这座城市。而此时，奥斯曼也已经奄奄一息。
在长达七年的围城战之后，希腊人丢掉了布尔萨的城郊。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内乱，两位共治的皇帝忙于皇室内斗，无暇支援布尔萨的守军。看到士兵们士气低落，希腊守军的指挥官埃维里诺斯（Evrenos）和其他领导者献城投降，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于是，在奥林匹斯山富饶的坡地上，奥斯曼人建立了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他们为这座城市新建了一座座不朽的建筑，渐渐地将其改造为充满艺术和学术气息的文明之都。尽管在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欧洲之后，布尔萨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但它一直都是帝国的圣城。最重要的是，由于拥有众多的神学院、伊斯兰教法学校以及教育的传统，布尔萨变成了一座教育之都和乌理玛（ulema，即伊斯兰教学者）聚集的中心。身为神职人员的乌理玛们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传统原则，与加齐们自由而通常带有非正统色彩的武士精神互为补充。在奥斯曼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乌理玛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而引导国家前行，时而成为制约性的力量。
奥斯曼死后被安葬在布尔萨，他的陵寝居高临下地眺望着大海那边的君士坦丁堡。后来，他的几位继任者死后也被安葬在布尔萨，这座城市因而成了伊斯兰教的一处圣地。他的陵墓上镌刻着一句著名的祈祷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每一位奥斯曼的继承者的即位仪式，都会给新皇配上奥斯曼之剑，并咏诵这句祈祷词：“愿他媲美奥斯曼！”诚然，按照早期穆斯林的标准，奥斯曼确可谓是一个楷模。他在临终前教诲他的儿子说：“以正义为大地增色，以胜利告慰我远去的灵魂……用你的武力弘扬宗教。给博学者以荣光，使真主之律法在人间确立。”
奥斯曼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将一个民族聚拢在自己身边的酋长。而他的儿子奥尔汗（Orkhan）的使命，是将这个民族锻造成一个国家。到了奥斯曼的孙子穆拉德一世（Murad I）的时代，其使命是将这个国家扩展为一个帝国。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斯曼诗人恰如其分地赞颂了他们的政治成就：“我们将一个部落变成了一个降服世界的霸权。”
奥斯曼国家和帝国的缔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齐战士的传统和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对这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也有着强烈的依赖。各种组织或兄弟会以伊斯兰教教规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这些道德准则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石。加齐们所坚守的传统就根植于这样的土壤之中。这些传统主要来源于宗教，同时融合了抽象的理念和非正统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且在具体而实际的事务上体现出来。在城镇里，这些传统融入商人和匠人行会之中；在边境地带和村庄里，这些传统与对宗教和战争近乎狂热的热情相结合，催生出诸如“Akhis”[7]这样的军事性质的兄弟会。这些军事兄弟会与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团十分相似，也崇尚豪侠精神，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义务，并且像早期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团体一样举行聚会。
关于这些兄弟会，14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经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的团体——对陌生人关怀备至，为穷困者送上食物，制止暴虐的行径，诛*官府的代理人和追随他们的恶棍。行业里的成员、其他未婚的年轻人和过起禁欲生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选出一位领袖。在他们的用语中，就称这位领袖为“akhi”。
一位衣衫褴褛、头戴毡帽的鞋匠邀请伊本·白图泰来到一处接待所。这位鞋匠是一位兄弟会早期的领袖，他和“大约2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兴建了这处接待所，用来接待旅行者和其他客人。为了这项共同的事业，他们把自己白天赚的钱全部捐了出来。这个接待所
是一栋精致的建筑，地上铺着精美的绣毯，室内到处是伊拉克玻璃的光辉……穿着长袍和靴子的年轻人排成行站在房间里……他们头上戴着白色的羊毛帽子，帽子的顶上有大约一肘尺[8]长的帽尾……在我们加入他们之后，他们用水果和蜜饯款待我们，接着又开始唱歌跳舞。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对他们心怀敬意，他们的慷慨和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高贵让我们深感惊讶。
在布尔萨，伊本·白图泰得到了奥尔汗苏丹的接见。
（奥尔汗苏丹）是土耳其人最伟大的“王中之王”，拥有最多的财富、土地和军队。他拥有上百座城堡，并把他的大多数时间用在视察这些城堡上……据说，他从来不会在哪一座城镇里住满一个月。他还持续不断地与异教徒作战，围攻他们的城市。
奥尔汗是奥斯曼两个儿子中较年幼的那个，但他由于在军事方面才能出众，被奥斯曼指定为继承人。与奥尔汗相反，奥斯曼的长子阿拉丁（Ala-ed-Din）是一个醉心于学术的人，专注于法律和宗教的研究。据说，奥尔汗曾提出与兄长分享他所继承的家业，但阿拉丁谢绝了他的好意。奥尔汗说：“我的兄长，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羊群和牛群，那么你至少应该成为我的臣民的牧羊人，应该成为我的维齐尔。”于是，阿拉丁开始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军队的组织和新法案的起草，直到他在七年之后去世。
定都布尔萨的奥尔汗获得了这样的称号：“苏丹，众加齐的苏丹之子[9]；加齐，加齐之子[10]，世界之英雄。”在布尔萨，他铸造了奥斯曼人历史上第一枚银币，以取代塞尔柱人铸造的货币。在他铸造的银币上，镌刻着“愿真主长保奥斯曼之子奥尔汗之帝国”的字样。奥尔汗的使命是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将奥斯曼聚拢起来的各色人群整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完成征讨，扩大疆土；团结在疆土内生活的居民，为帝国打造出一个新的核心。比起奥斯曼，奥尔汗的肤色更浅，举止更优雅，仪容更伟岸，但他也像其父一样朴素而公正，既不狂热，也不奸诈，更不残忍。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行政方面，奥尔汗的眼界都比其父更开阔，也更具有行动力。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使命，靠的是无穷无尽的精力和做事时专一的目的性。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纷杂的国事和外交技巧方面都有过人之处。
首先，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还没有被征服。这两座城堡拥有高耸的城墙，难以强攻。布尔萨的陷落，主因是君士坦丁堡未能给予支援。而当奥尔汗把目光投向尼西亚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感到有责任援救尼西亚。毕竟，当拉丁帝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占据了君士坦丁堡时，尼西亚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然而，1329年，安德洛尼卡三世在佩莱卡农[Pelecanon，即今天的曼尼亚斯（Manyas）]与奥斯曼人交战时负伤，随即置其大军于不顾，匆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于是，其残余的军队也跟着四散奔逃。至此，尼西亚的守军只好选择投降。大约八年之后，尼科米底亚的守军也向奥斯曼军队投降。
这三座城市的陷落，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三座城市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周边乡村的支持。然而，这些土地已经全部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不仅如此，奥斯曼人并非只是在这些地方劫掠，而是永久性地定居于此，君士坦丁堡方面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实。这样一来，实际上已经被抛弃的市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根据投降时商定的条件，这些城市的居民可以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太多。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当地，继续从事他们的营生，在这个欣欣向荣、取代了旧有世界的新世界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据说，到奥尔汗驾崩之时，其国境内的人口总数已经增长到50多万人，与传说中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百多名骑手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尽管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十分宽容，但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国家认同中最重要的一环。尽管穆斯林和基督徒实现了和平共存，但在他们之间仍然要保留一些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对土地的分配方面。只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也只有穆斯林才有权拥有土地。作为为国服役的奖励，土地被分配给穆斯林；国家也由此可以从免除纳税义务的军事封地上征募兵员。基督徒不需要服兵役，因此也不能获得土地。他们需要支付人头税以贴补军费。因此，在乡村地区，没有土地的基督徒就不得不向拥有土地的穆斯林卑躬屈膝。于是，基督徒就更倾向于在城市或城镇中生活、工作，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在土地权利上的劣势可以被经济条件上的优势所抵消。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主动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自动成为奥斯曼人，没人会再去计较他原本的出身。他可以不再纳税，有权拥有土地，有机会获得晋升，并且作为穆斯林统治阶层的一员分享其他收益。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亚洲版图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
尽管都是一种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土地所有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奥斯曼的军事封地通常面积狭小，且几乎都是不可世袭的，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财产。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就没有出现遍布欧洲的那种拥有土地的贵族。苏丹对自己征服的土地保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随着征服更多的地方，就会获得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奖励更多的士兵。在其兄长阿拉丁的建议下，奥尔汗构建起来这样一个体系框架，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可以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己、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而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都没有能够做到。
在其父奥斯曼的军中，士兵只有一种来源：被称作“阿金基”（akinjis，即掠夺者）的土库曼骑兵。要招募这些非正规的志愿军，只需要在村子里喊“谁要去打仗”就可以了。他们都是老练的骑手，“像一堵墙一样”一同行动。除了从军事封地上征集士兵之外，奥尔汗也会征调阿金基参战。他将阿金基编组成斥候骑兵的前卫部队，用来在大部队发动攻击前扫清障碍。由于他们的任务危险性最高，奥尔汗也赐予他们最多的土地，以确保他们的忠诚。阿金基在执行任务时还会得到向导“恰武什”（chavush）和领取军饷的正规骑兵部队“西帕希”（sipahis）的支持。
奥尔汗还会招募被称作“阿扎布”（azabs）的非正规步兵，他们的角色是在战阵的最前方充当炮灰，吸引敌人的火力。敌人往往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些非正规步兵的身后，是经过精挑细选、更有纪律性、也更难对付的第二梯队。第二梯队的士兵是从领取军饷的常备军（“kapu-kulu ojaks”）中挑选出来的，经受过良好的集体训练，由他们熟悉而尊敬的指挥官统领。与那个时期流行的雇佣兵不同，他们团结一致，忠于君主，认同君主的目标，也相信君主会通过晋升和其他奖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理论上，他们一直“在苏丹的大帐之前”，服从于苏丹的绝对权威。虽然他们通常都要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但由于指挥官也是代表君主行事，所以士兵们一直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君主。团结一心是这些新兴的奥斯曼正规军的战斗力基石。而他们的战斗力的另一个基石，在于他们时时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奥斯曼人总是枕戈待旦，从不会被敌人打一个措手不及。奥斯曼军队有着一流的情报系统，总是可以知道敌人于何时向何地进攻。另外，他们的向导也十分出色。旅行者贝特朗·德·布罗基耶（Bertrand de Broquière）曾这样描述奥斯曼军队：
他们可以突然开拔，1万名奥斯曼人发出的声响有时候会比100名基督徒士兵发出的声响还小。鼓声一响，奥斯曼军队就立即开始行军，从不会走乱步伐；除非得到命令，否则绝不停歇。他们总是轻装上阵，基督教军队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走完。
这正体现了奥斯曼人的军事天赋。他们吃苦耐劳、顽强、守纪律，并且在几个世纪的游牧生活中锤炼出了迅速机动的能力。奥斯曼人在组织和战术方面的能力，也让他们的军队成为出色的战争机器。他们无敌于天下的战斗力将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在与生俱来的迁徙冲动的驱使下，曾有意识地一路西行，以寻找新的牧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他们的迁徙冲动得到了升华和进一步的激发。根据真主之律法，他们作为加齐，负有在“战争之地”（Dar-el-Harb）[11]寻找并击败异教徒的宗教使命：袭击并占领异教徒的土地，夺取他们的财产，*掉或俘获异教徒，并将异教徒的社会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另外，社会和经济上的因素也在驱使他们进行扩张。游牧民、非正统的穆斯林和冒险者，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各公国的各类移民，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与拜占庭帝国邻近的前沿地区，给此地带来了人口方面的压力。因此，这些来自中亚大草原的土耳其人，现在需要面对一项陌生而冷酷的新事物——大海。到14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做好了进军欧洲的准备。
[1] 原文“principality”，其首领的身份可能是“贝伊”“埃米尔”或“汗”，相应的国家也有“贝伊领”“埃米尔国”“酋长国”“汗国”等。通过参考国内相关著作，并出于统一考虑，本书将统称其为“公国”。
[2] 维齐尔大约相当于高级的行政顾问或大臣。
[3] “贝伊”是突厥语中“首领”或“酋长”的意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泛指地方的执政者。
[4] 奥斯曼哈里发是继承先知穆罕默德权威的四大哈里发的第三位，644—656年在位。
[5] 这个奥林匹斯山是今土耳其布尔达省的乌鲁达山（Uludağ），并非希腊的奥林匹斯山。
[6] 指伊兹尼克湖。尼西亚今名伊兹尼克。
[7] 意为“兄弟”。
[8] 肘尺（cubit）是古时中亚的长度单位，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1肘尺大约在45至55厘米之间。
[9] “众加齐的苏丹”指的是先帝奥斯曼。
[10] “加齐之子”中的“加齐”指的是先帝奥斯曼。
[11] 早期穆斯林相信，世界分为两部分：“和平之地”，即由穆斯林统治的地区；“战争之地”，即伊斯兰教法没有得到施行的地区。这一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古兰经》中，而是在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于8世纪受挫后开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