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黄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路遥以中篇小说《人生》在文坛获得盛誉。当时，许多人认为对路遥来说，《人生》的高度已不可逾越。《人生》之后，路遥誓要“创作一本大书”“向陕北的历史做交代”。他花费六年时间，阅读、采风、搜集素材，写下了三部六卷长达百万字的长篇著作《平凡的世界》，全方位地“展现1975-1980年间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
在《平凡的世界》全卷正式出版并斩获“茅盾文学奖”后不久，年仅42岁的路遥因病离世。而这部他用生命撰写的小说，从呱呱坠地时遭杂志社拒稿、评论界冷淡，到三十年后创下累积1800万册的销量，完成了在当代文学史上极富特异性和戏剧性的经典化过程。
在众说纷纭中重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历史现场，不难看出，正是电台广播在作品传播中起到的不可思议的作用、社会历史境遇的变迁、茅盾文学奖的加持、乃至作家早逝赋予作品的神圣光环，一步步将《平凡的世界》推向崇高的位置。
问世
1986年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之后，投稿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小说的手稿首先被交到去陕西组稿的《当代》杂志青年编辑周昌义手里，因为读起来“慢”“啰嗦”、缺乏“悬念”而遭到婉拒。接着，手稿又被递到一位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手中，这位编辑读了不到三分之一，就断然向路遥退稿。
陕籍评论家李炳银回忆说：“《平凡的世界》当时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看好。路遥曾经给我打电话说，北京都没看上。我问他是不是坚持一定要在北京发？他说不一定，只要能发就行。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介绍到广东的杂志社发表。”
最后，经由李炳银和诗人子页的推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在《花城》杂志第6期全文刊发。单行本也在同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为扩大影响力，刊发之后，《花城》杂志与《小说评论》杂志共同在京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举办了研讨会，地点在位于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室。根据路遥的忘年小友厚夫在《路遥传》里的记载，路遥虽然经历了同年春天被期刊和出版社拒稿的打击，做足了遭冷落的心理建设，但对研讨会还是充满期待。“他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接受中国文学评论界考官严苛的审视。”
受邀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高校以及专程由陕赴京的多位文学评论家。回忆起这场令人难忘的研讨会，路遥好友、著名作家白描在10月22日举行的“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座谈会”上说：“这个会议成了一个《平凡的世界》的批判会，会上明确肯定《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只有三个人，是朱寨、蔡葵和曾镇南。当时好多路遥的朋友对路遥表达了失望。会议结束后大家作鸟兽散，路遥回到牛街的一个招待所，躺了三天。最后我陪路遥回陕西，回去的那天大雪弥漫。”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当时也是研讨会的与会者之一。他向南都记者回忆道：“《平凡的世界》开研讨会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不喜欢这部作品的人。会上我没有发言，会后给他写了信，说他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是停滞不前。他说还有两部没写完，希望我耐下性子用心看。后来我看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就非常好了，命运的冲突开始体现，这样的作品比较有张力，比较好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在西方思潮的刺激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文本实验，在那几年里，莫言出版了《红高粱》《酒国》，贾平凹写出了《商州》《浮躁》《妊娠》……而以余华、格非、马原、苏童等青年作家为代表的先锋文学更是锋芒毕露、声势夺人。在此氛围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就的《平凡的世界》无疑是一个异数。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遭遇这个事情，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人家都在搞意识流，都在搞先锋派了，都在搞魔幻现实主义了，你还用这种老套来写。实际上很多人只是看到现象表面，各种主义不过是对生活的游离。而现实主义——当年秦兆阳讲《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我们的现实主义，至今我都认为，从来没走到广阔的道路上。”李炳银慨叹道。
所幸，文学评论界的冷淡并没有彻底浇灭路遥的创作热情。他坚信自己遵循了老托尔斯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是有节制的”，而将外界的批评当作对接下来创作的一种激励。“我急迫地、但也更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部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分满意的建构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材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填补。”
很快，他以饱满的激情和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和修订工作。1987年7月，路遥致信《花城》副主编谢望新，捎去呕心沥血完成的第二部手稿，希望能再次在《花城》上发表。这一次，由于《花城》编辑部人事变动，“内部意见分歧，排发受阻”。事实上，由于当时文学界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评价不高，第二部在小说公开出版前一直未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刊发。
广播
法国文学评论家圣伯夫说：“最伟大的诗人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德国接受美学理论的揭櫫者汉斯·罗伯特·姚斯认为，经历了文本生产、社会流通和读者接受，一个美学实践才算真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通常以书为载体触达读者。《平凡的世界》出版屡屡碰壁，是电台广播对流通环节的介入，扭转了这部小说的命运。
事情看起来有点偶然。1987年初，路遥受中国作协邀请参加一个五人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出国前在京期间，他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续广播”编辑叶咏梅在电车上偶遇。
叶咏梅早年曾在陕北黄陵县插队，与路遥相识。后来她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人生》出版后对路遥进行过采访。在京城拥挤的电车上，眼尖的叶咏梅认出了路遥，并从他口中获知《平凡的世界》这部最新作品。
在“卅年重聚说路遥——路遥诞辰70周年出版座谈会”上，叶咏梅坦言，播出《平凡的世界》并非因为自己和路遥的私交，而是觉得“它特别符合小说联播”。“拿到书后，因为路遥这层关系，我也许看得比较急切，动作比较麻利点。我当时一看就觉得符合我们小说联播的宗旨，我判断、自信这个小说一定能打响。播出之后，这部书如果有影响力，能发行量大，一周之后听众就能够来信。后来听众都来信，连地方台也要求我们中央台能重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当时的评论家看法不是很一致。”
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广播是覆盖面最广、最具有渗透力的大众媒介。1988年3月27日至8月2日，长达126集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节目播出，在全国引起惊人反响。
路遥朴实流畅的文风，加之艺术家李野墨精彩的诵读，让《平凡的世界》首先通过声音的载体，敲开读者的心扉，传遍千家万户。厚夫在《路遥传》里写道：“1988年，《平凡的世界》的播出，形成人人争着听收音机的情况。当时，从城市到乡村，从厂矿到学校，从机关到军营，每天中午12点半，人们都会自觉地围在收音机边，静静地收听李野墨演播的《平凡的世界》。”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统计，《平凡的世界》当年的直接受众超过三亿。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亿多受众当中既有具备阅读能力的读者，也有无法识文断字的下层民众。在节目播出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两千多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也创下“长篇小说联播”历史之最。
广播的播出异乎寻常地带动了纸质书的销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副总编辑顾志成后来在《广播的威力》一文里透露，《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刚出版时只印了三千册，基本无人问津。经广播播出后，销量直线飙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至1991年茅盾文学奖颁奖之前，出版社已反复加印，售出几十万册。
广播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成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的精神支撑，成为这部百万字的长篇最终完稿的“助产士”。当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路遥正处在第三部的攻坚阶段。此时的他生活艰困、病体孱弱，婚姻也亮起红灯。
“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他在《我与广播电视》一文里说。
在长篇小说漫长的写作道途上，任何一点内部或外界的扰动，精神与身体的挫折，都可能毁掉一部杰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电台广播的鼓舞作用，内外交困的路遥很可能无法将这部百万长篇顺利收尾。
白烨认为，作为经典性的作品，《平凡的世界》是由读者“读”出来的。（或许更准确的说法，这部经典性作品是由读者“听”出来的。）“读者大众经由‘长篇联播’的听读和纸质作品的阅读，不断显示他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喜欢与热爱，并以持续的热读促进作品的畅销，既使《平凡的世界》的长销不衰构成一种特异的文学现象，实际上也由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们：《平凡的世界》不容忽略，不能轻视，它的背后有着忠实的受众和大量的拥趸。”白烨向南都记者表示。
茅奖
在此之后，局面豁然开朗。
1991年3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五部作品共同斩获茅奖。
当年的茅奖评委会由丁宁、马烽、刘白羽、冯牧、朱寨、江晓天、李希凡、玛拉沁夫、孟伟哉、陈荒煤、陈涌、胡石言、袁鹰、康濯、韩瑞亭、蔡葵等17人组成。其中，蔡葵和朱寨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甫一面世时便是其坚定的支持者。
从文学界的集体冷淡到授予最高文学奖项，几年之间，是什么促动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上世纪90年代早期，现实主义文学重新获得了主流话语的重视。另一方面，并非没有文学评论家为《平凡的世界》摇旗呐喊。包括曾镇南、丹晨、李健民、李星、王愚、张梦阳等在内的多位文学评论家都为《平凡的世界》书写并发表过正面的评论。1988年12月，《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也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文章《<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力挺路遥的创作。
当然，更多的文学界、学术界的精英，在1986年朝内大街166号举办的研讨会之后，保持了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平凡的世界》为路遥赢得读者和殊荣，但在日后的文学史写作中，却常常不被提及或仅被一笔带过。在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路遥只有简略的介绍，作品仅提及《人生》。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也仅选入了路遥的《人生》。对于当年未将《平凡的世界》写入文学史的原因，洪子诚教授告诉南都记者：“刚开始可能是疏忽，后来可能是重视不够。”但他也坦言，“当年主要认为它在思想艺术上提供新的东西有限。现在没重看，不好说。不过它现在地位这么高也很奇特，或奇怪。”
而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在10月30日的“不朽的星辰——路遥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到了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对《平凡的世界》经典化产生的效用。他说：“时至今日，文学界、批评界更多是站在《人生》一边，读者和社会历史选择的却是《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刚出版的时候并不顺利，有的出版社和杂志根本不接受。如果没有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没有农民工进城，《平凡的世界》要想成为底层文学的文学圣经，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眼里，“路遥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宽度和厚度以及复杂性。”“如果我将来撰写一部当代文学史，路遥一定会被置于重要的地位。”杨庆祥告诉南都记者。
疾病
最终将路遥以及《平凡的世界》一举“封神”的，并非文学史、评论家或茅盾文学奖，也不是路遥雄心勃勃的“国际大奖”，而是疾病。
在路遥的同事和朋友们眼里，他一直“体壮如牛”“精力过人”。1992年夏天在延安医院查出肝硬化腹水晚期，并很快进入濒危状态，着实出人意料。
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后来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透露了端倪。路遥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罹患肝病，却因种种原因采取了隐瞒和硬扛的“鸵鸟策略”。
王天乐写道：“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突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桌子上。……第二天，我们就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原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因为他活得太累了，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得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这是我一生为数不多的掉泪。”
为何路遥对罹病讳莫如深？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里早已揭示：“仅仅几十年前，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结核病，就无异于听到了他的死刑判决——正如当今，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等同于死亡——人们普遍地对结核病人隐瞒他们所患之病的真相，在他们死后，又对他们的子女进行隐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结核病和癌症以外，无法治愈、具有传染性的乙型肝炎同样让人谈之色变。正如桑塔格所言，当“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患者“就会感到自己在道德上低人一等。”
路遥隐瞒病情，迁延医治，导致病况不断恶化。1992年9月5日，路遥从延安乘火车紧急返还西安，转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传染科。
关于路遥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所在，作家航宇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一书里，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描写：
“那是一个阴冷而与外界几乎隔离了的地方，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安长乐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门诊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四面有一人多高的铁栅栏把这个传染科围得严严实实。而传染科的大门管理得相当严格，没有陪人证，任何人无法随便进去。”路遥“一直不情愿”去传染科医治而求助于中医，或许正出于一位知名作家对沦为“不正常人”和“被排挤者”的巨大恐慌感。
“我去看望他的时候，眼前的路遥完全是脱相的，虎背熊腰成了瘦骨嶙峋，人瘦了以后关节突出得很大。我写路遥是从7号病房开始写起的，那个情景太震动我了。”路遥的另一位传记作者张艳茜在“不朽的星辰——路遥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上回忆道。
三个月后，1992年11月17日，路遥于西京医院撒手人寰。此时离他斩获茅盾文学奖仅过了一年半多的时间。
翌年才面世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让读者第一次知悉了路遥的创作状态，它是一个比《平凡的世界》更加感人的故事：“每天工作18个小时”“神经紧绷”“五官溃烂”“大便不畅”、每天凶猛地抽掉“两包烟”以及极度凑合、缺乏规律的饮食，写到第二部最后，他甚至感到“身体的弦彻底崩断”。一系列记述，勾勒出一个“不疯魔不成活”，以性命为代价追求文学荣耀的作家形象。
而路遥生命最后的守护者航宇撰写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1993年）、《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2019年），路遥的忘年好友厚夫撰写的《路遥传》（2015年），路遥在陕西作协的同事张艳茜撰写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2013年）等等，从旁观者和朋友的角度，加深并印证了对路遥的这一认识。
可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和逐渐面世的多种路遥传记以及回忆文字，共同缔造了路遥的人生文本，这个文本真实、饱满、崇高、悲怆，和路遥人生中最后一部小说构成深刻交织的互文。没有一位后代读者，在阅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眼前不浮现作者带病著书的顽强姿影，并因此心生敬畏。
路遥本身的——或者说，由文本塑造的作家路遥的巨大的人格光芒，照耀和抚慰了此后的一代代读者。阅读《平凡的世界》，无疑也是在阅读路遥的“肉身成道”，路遥的“凤凰涅槃”。
养护
“最近重新编辑《路遥全集》的缘故，我又重新阅读了一遍《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还像二十几年我读高中时那么感动我。我还是那么喜爱里面的人物：孙少平、贺秀莲、田润生、郝红梅等。作品里几乎每个人都是可爱的。我一直觉得《平凡的世界》里充满了爱，有对土地的真挚的深情的眷恋、父母兄弟之间深厚朴素的感情、同龄人之间珍贵的友谊和美好的恋情。这些爱是饱满的、丰富的、美好的，他们在作者的笔下体现为不同的样貌。”《路遥全集》的责编王淑红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
王淑红2011年开始接手路遥作品的编辑工作。据她介绍，《路遥全集》属整套发行，销量不多，但《平凡的世界》单行本目前每年的销量已逾300万册，总销量超过了1800万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大约只有余华的《活着》可与之媲美。
《平凡的世界》在1990年和2015年曾两度改编为电视剧搬上荧屏。但王淑红认为，“影视的影响是短暂的”。1990年的14集电视剧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潘欣欣导演，因为电视机普及率不高，并未造成显著影响。2015年的56集电视剧由毛卫宁导演，袁弘、佟丽娅等主演，可电视剧风靡一时，对纸质书的销量带动却十分有限。王淑红回忆，那一年《平凡的世界》纸质书的销量大约增长了一百万左右，第二年就有回落。“路遥的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和《人生》已经是非常畅销的作品了，出版社的工作更多是养护。”王淑红说。出版社还在当当、京东、天猫等网络销售渠道对路遥作品积极推送。
路遥的生前好友、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向南都记者强调：“文学生产和文学生活是包含了读者反应环节在内的一个系统性活动。只从评论和研究的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显然是不完整和非全面的。把读者反应的因素纳入进来，才是更为周全的整体性考量。用这样的宏观视野来衡估当代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当然属于文学经典之列，而这正是广大读者的看法与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