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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程从来都是非线性的：
关于不平等周期律与组织兴衰律
前面讲的是经济技术周期，但很显然，无论是康波周期还是熊彼特周期，都是纯经济视角的或者纯技术与经济视角的研究，而事实上，经济技术发展永远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互为因果，相互纠缠、相互促进或相互对立，才真正构成了经济社会的兴衰周期律。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写的《不平等社会》一书，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商业领袖推荐图书”，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读读这本巨著。
沙伊德尔通过对石器时代到21世纪跨越数千年的史实和扎实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和平时期，尤其是繁荣时期，不平等是一个无解的话题，而消除不平等的唯一出路是所谓的“天启四骑士”，即瘟疫、战争、饥荒、国家崩溃。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再重复这样的崩溃性怪圈和破坏性周期。
我们（不同制度结构、民族结构、文化历史结构的国家）是否还有更多、更有效的应对不平等持续加剧的创新性、建设性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模式？这关系到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角色和每一个人，尤其是企业家群体的当下和未来。
沙伊德尔的“不平等周期”在时间维度上有着什么样的规律？这种规律与康波周期律、熊彼特周期律有无时间节点上的耦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四个周期律是组织（国家、企业等）兴衰律。人类的文明进程永远是非线性的，从来都是起起伏伏、盛衰相依的。
我总是倡导企业家们读史，读中外国家史、企业史，读东西方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传记。
那些一流的史著无论描述的时代、民族与国家、宗教与文化、人物、事件与故事有多么不同，但揭示的逻辑几乎是共通的：饥饿感带来奋斗，奋斗带来繁荣，繁荣又带来腐化与懈怠。
读高阳先生的《胡雪岩全传》，读克里斯托弗·赫伯特的《美第奇家族兴亡史》，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你会不由得感叹唏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演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东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西方的金融巨头美第奇家族，前者仅仅兴盛了20年左右，便急剧衰败，后者繁盛时富盖王室，历经300年6代的兴衰之后，最终以最惨绝的方式终场。
20年与300年，崛起的因素是一致的，即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洞察力、勤勉、长袖善舞与时运相济；衰败的因素同样是一致的，即纸醉金迷、奢靡腐化、懈怠、雄心过度膨胀且野心跨界、势衰而运窄。
我曾经对浙江的企业家朋友们说，你们有一笔宝贵的遗产，就是胡雪岩故居。当你的企业发展得风生水起时，每半年去胡雪岩故居待半天，喝杯龙井清茶，读几遍朱镕基的题词，也许会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谨慎和更警觉。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个人：盛恩颐，胡雪岩之后的晚清首富盛宣怀唯一的嫡子。他在“金银窝”中长大，接受过良好教育，曾在英国留学。
回国后他继承父业，后来的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做过他的英文秘书。盛宣怀过世后，他继承了最丰厚的一笔遗产：汉冶萍钢铁厂，该厂年钢产量占当时整个国家钢产量的90％。
但从来不知饥饿为何物、奋斗为何物、经营管理为何事的浮华公子，夜夜沉迷于豪赌盛宴、酒池肉林，拥有12房妻妾，坐着上海第一辆进口奔驰轿车，每天正午才开始工作，躺在大烟榻上批文件，一次赌博便输掉上海一条街巷的房产……
仅仅10年，就让一个财富王朝彻底败落了。败落到什么程度？抗战结束之后，他跟李鸿章的孙子两个人在大街上转，看到一个公园，想到公园里去转一转，但是两个人都拿不出买门票的钱。
大潮流作弄一代风流人物，是外因；自我作弄是内因。外因内因，孰轻孰重？只能追叹历史了。而历史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常常是“一团糨糊”。
我经常穿插阅读几本不同的书，有时会有些跳跃性的思考，比如过去两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是，“康熊”周期律的60年与我们老祖宗总结的“60年一甲子”是一回事吗？为什么都是60年？这个“60年魔咒”和老祖宗讲的“富不过三代”又有什么关系，或者毫无关系？我朦胧间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有一定关系。
第一代商人（企业家）无论是否具备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但奋斗与冒险大约是他们共同的特质，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在商场摸爬滚打了30年左右，兴衰皆在一代之间，少数交班于二代。
幸运的话，二代依然葆有奋斗和冒险基因，在相对厚实的财脉、人脉、文脉（良好教育）之上二度创业，也许20年、30年开辟了更大的基业与事业，但也有如盛公子流，将家业尽付于腐化懈怠中。
这两代人的奋斗生涯，加起来大约也是“60年一甲子”……而第三代，则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跨越周期律——大约60年之后的组织疲劳（活力衰减）与文化疲劳（价值观倦怠与扭曲）？
而对企业的基业传承者而言，饥饿感、商业激情、好奇心、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不奋斗毋宁死的信念）缺一不可。
世界从来不是平的，全球化充满了倒退；历史从未终结，哪有什么终极胜利？书斋学者阔论“基业长青之法则”，那是因为他们不在危机四伏的棋局中，不懂组织兴衰律，企业家们则需自警和自醒。
君不见，《基业长青》那本轰动一时的商业畅销书中列举的若干个“基业长青”的企业，几乎1/3不到10年就普遍陷于困境，或接近消亡。
历史总是在押韵前行：
我们正处于各个周期律的下半段末期
前面我们讲了4大周期律，包括康德拉季耶夫的康波周期律、熊彼特周期律。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兴衰律的核心因素。
熊彼特周期律是一个三嵌套的周期律，长周期是45-60年，长周期中嵌套着若干中周期，每个中周期为8-10年，中周期中嵌套着若干小周期，每个小周期大约为40个月。
在康波周期律和熊彼特周期律之外，我们又讨论了另两个周期律：不平等周期律和组织兴衰律。
我这几年一直试图把这4个周期律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出很清晰和系统的结论，尤其是后两者，它们是否也是以6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它们二者具有怎样的时空层面的相关性？它们与“康熊”周期律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同步关系还是异步关系？或者完全无关（完全无关似乎不可能）？
我们经常说：“历史不会重演。”的确是，但历史又总是在“押韵前进”，这个“韵”就是周期性的韵律。
当今人类社会发生的很多现象都似曾相识，而以上4个周期律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似乎又有一点同步或重合之处。
世界各大经济体也许正处于四大周期律的下半段末期，这也意味着我们正从本轮经济繁荣、技术创新的高峰期缓慢或急剧，甚至断崖式地向衰退的方向演进。当下，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场巨变的早期阵痛之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称，2022年前三季度是2001年以来最为疲弱的增长表现，其反映了几大经济体的大幅下滑：
2022年上半年，美国GDP收缩；2022年上半年，欧元区出现收缩；中国经历了持续的疫情反复，同时其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在加剧。约1/3的世界经济体面临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本轮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周期，兴于美国硅谷的技术创新浪潮，并广泛波及全球各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
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到2012年，再到今天，无论是硅谷还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信息技术产业，都出现了普遍的创新乏力，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在过去10年呈现出逐年衰疲不振的递减趋势。
硅谷已不再惊艳和活力四射，而是正在“平庸化”，世界多国的“硅谷”亦充满暮气和迷茫。那些巨无霸互联网企业也都步入“增长的极限”，进入了饱和竞争的阶段。
全球各个经济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期待一种类似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电气、石化能源、计算机和光纤通信那样的更具创新性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到来。
一般来说，推动每一轮经济复苏的新技术，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1. 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市场潜力和想象空间足够大。
2. 能够掀起更大规模的消费革命。
3. 新技术牵引的商业化、产业化浪潮必须直击人们普遍的、必需的、成瘾的潜在消费*。
衰退期常常是新技术孕育和诞生的产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衰退期，全球经济也不景气，但这衰退的10年孕育了计算机技术的商业化，孕育了无线终端的商业化，以及光纤通信技术的成熟。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斯坦福 企业家/创业家 资本”，即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与互相促进，而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则是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基础性要素。
衰退期带给真正的企业家的不是绝望和恐慌，而是警示和考验，更可能是机遇。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在危机时刻，更应该最大程度地释放企业家精神。
比如俄乌冲突和全球气候变暖，也许会大大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创新步伐和商业化步伐，很有可能的是，下一轮的经济复苏依然会来自能源技术的突破。
当然，有一种观点是，下一轮的经济复苏是多种技术创新所共同推动的，比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太空探索等。
今天这个时代和过去有很大不同。虽然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甚至深度衰退，但今天技术创新的全球自觉、资本的全球自觉、企业家对技术创新与资本的自觉拥抱，都与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多数阶段有了很大不同。
全球精英群体对经济规律、技术规律和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比以往更清晰、更自觉，同时也更有共识，这也许有助于抑制衰退，引导经济尽早走出衰退，步入新一轮复苏周期。
但令人忧虑的是，当下由美国发动的技术保护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潮流，以及俄乌冲突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等非市场因素，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加剧，阻碍经济复苏周期的到来。
关于不平等周期。在本轮经济周期的孕育阶段，1976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9％，30年后的2006年，这一指标增长了3倍，他们拥有美国一半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而底层50％的人群仅持有0.5％的财富，中产阶层在30年间快速贫困化。
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本轮经济走上复苏和繁荣快车道前夕的1982年高20倍。
同样是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与较为贫穷的3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这还不包括他们隐匿在海外的一些资产。
与此对应的是，30年前约有3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30年之后，这个比例已不足9％。
财富的累积效应非常惊人，在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上升，但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的大幅下降同样惊人，这和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发展红利有很大关系，也和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所推动的大规模扶贫工程所创造的减贫奇迹有绝大关系。
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不仅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社会问题，仅从消费的角度讲，财富过度集中化、高度聚敛于极少数人手中，毫无疑问会带来消费动力的普遍减退。消费严重不足，经济何谈持续繁荣？
从组织兴衰律的角度审视，我们似乎也进入了组织兴衰周期的末期，其外在特征主要是国家疲劳症与国民疲劳症。
在经济繁荣期，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从个体到家庭，从企业到国家，充满了进取性，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并且人们普遍对未来充满渴望。全球尤其是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大约皆如此。
但在当下，甚至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似乎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在步入个体与群体活力的衰减期，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都在滋长一种普遍的“躺平主义”，社会活力减退，到处都弥漫着对不确定性的观望与迷茫，甚至悲观与沮丧。
读中外历史，这样的“文明迷失”现象在任何国家的文明演化史上都频繁出现过，今天的人类面临着又一轮相同但又不同的挑战。
而今天与过去的最大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躺平”呈现出全球化现象；其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信息载体，互联网对文明进程的深度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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