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之所以较一般敌人更可恶，是因为他熟悉情况，对抗战的危害和破坏更大。
1943年年初，十分区区委抽调骨干组织武工队，由板家窝区委*马迅带队返回八洋庄村，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恢复和坚持反扫荡斗争。他们得知李广龙助纣为虐的罪行，决心要**敌人的嚣张气焰，重新将抗日形势推向高潮。但同来的武工队员只有10余人，枪只有7、8条，按当时敌我力量对比，采取硬打的办法，消灭李广龙及其据点的200来号日伪军是不现实的。经过深入研究，马迅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给李广龙送了一封信，要求他“起码应识自己为中国一分子，维护我民族尊严，不能再有损害人民利益之行动”，警告他“如不听教诲，执迷不悟，继续沿着罪恶的道路走下去，必将严惩不货”!
李广龙及其爪牙在八洋庄抢男霸女、要粮征款、敲诈勒索，各种坏事做尽。
李广龙接到这封信后，先是恼羞成怒，后来看看风平浪静，只当是“土八路”闹腾，并没把这当回事，继续变本加厉为日寇卖命。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竟5次带队外出抓人，抓去我方一个姓边的助理员后，通过威逼利诱，致使其叛变投敌，接连又抓去了张某某等村干部和数名群众，敲诈了一大笔钱后才托人保释出来。特别是他带人去抓板西村武委会主任张桂春未获，竟将其未成年的女儿劫去当人质，经“两面村长”（表面担任敌人伪职，实际为我方工作）以“放长线钓大鱼”为由疏通，花费巨款方得赎回。考虑到李广龙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不*不足以平民愤，经区委研究，制定了组织精干力量上门除奸、为民除害的战斗方案，即“一打李广龙”。
马迅等人集思广益，根据情况变化，适时改变方便，实施了“三打李广龙”的行动。
原来，李广龙平时虽然住在据点里，但最近强娶了八洋庄村杨姓村民之女为妾，因此在庄南租了一个宅子，将杨女安置其中，隔三差五就到宅子过夜。马迅和大家研究，决定派本村地下党员张树善同志（同时也是“两面村长”）以送礼为名，晚上前去敲门，趁李手下开门之机，事先埋伏在附近的武工队员一拥而入，争取将李贼击毙在屋内。1943年3月份的一天夜晚，经内线打探，当晚李广龙不在据点内，张树善便提着鸡、鲤鱼和酒，带着扮成保丁的两名武工队员开始行动。走到李宅门口时，突然听到房顶上一阵拉枪拴的动静，有个声音气势汹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张坦然答道：“给队长（指李广龙）送点东西。”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礼物举起来示意。不料那个声音却说：“队长说了，谁也不见，你们先回去！再不走，我就开枪了!”看看没有回旋余地，张树善等人被迫退了回来。其余武工队员见李宅房屋坚固高大，敌人又先占据了制高点，硬攻难有胜算，只好临时中止行动。原来李广龙做贼心虚，怕在家被武工队包了饺子，晚上不仅带了几个手持二十响的护兵前来，还特意在房顶上放了一个流动哨。不久，李广龙干脆将杨女接到据点内住去了。“一打李广龙”就这么失败了。
“一打李广龙”因李广龙在房顶上事先安排了哨兵，导致无果而终。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八洋庄村本是一个大村，抗战前已有数百户人家，每十天有两个大集，是周边数十里内的物资交易中心，李广龙及手下常趁逢集时出来敲诈勒索。根据这一情况，区委再次制定计划，组成几个行动小组，事先埋伏在集上几个李广龙常出现的地点，打算择机将其狙毙，这就是“二打李广龙”。
选定动手的这天是4月15日，虽然日寇侵占以来，集市每况愈下，但当天天气晴朗，春风和煦，大街的人和牲畜还是比平常多了不少。上午约9时，李广龙带着几个手下，大摇大摆地走出据点。武工队提前在岗楼附近设有暗哨，见李出了据点，立即发出信号，让队员们立即作好战斗准备。不久，李广龙按照往常习惯，来到第一个伏击点。不巧的是，为了避免熟脸被李广龙及其手下认出，参加伏击的队员都是从外区调来的，不认识李广龙，事先也没有交待清楚李的体貌特征，狡猾的李广龙那天又临时改穿便衣，不好从军服上辨别，因此第一组队员误将一个肥头大耳的爪牙当作李广龙，手起枪响，当场将其打死。李见状知道不好，连忙推开众人，撒腿就跑，当跑过第二个伏击点时，集上已经大乱，虽然第二组队员立即冲出射击，但被四处奔躲的人群挡住。李广龙连滚带爬地跑离大街，拐进巷子里，三转五绕，侥幸逃脱。武工队员们趁乱撤退，未受损失，只是为民除害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