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趟钢铁列车咆哮着从碧蓝的天空驶来,打破内蒙古高原的宁静。列车里,周行健在酣睡。
与马洛断交,周行健无处可去,在北京的大街上徘徊一夜。天亮,他从好友王立言那里借了些钱,踏上一列驶往凤凰城方向的火车。
窗外,泛黄的内蒙古高原像一匹飒飒秋风中奔驰的野马,壮硕而空旷,自由而苍凉。干瘪的列车从内部看仿佛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遗老艰难地诉说现代化的无着,从外部看则依然是一部宏大的史诗描绘出现代化鲜明的意象。
坐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里,什么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蒙古骑兵的意象都显得虚无,人轻飘飘的,感觉不到存在。
有乘客把列车的窗户打开,朔风萧瑟将一派秋色和虚无吹进周行健的身子骨里。一连串的寒噤过后,他流着眼泪醒来。
周行健思念一个人,一个令他又爱又恨舍不得的人,这个人正是刚刚与他断交的马洛。
两年前冬天的一个下午,天气异常寒冷,周行健赶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北京火车站。谁知列车晚点,他在出站口吹了一个多小时寒风,双腿冻得麻木,耳朵快要冻掉的时候,一个瘦弱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硕大的黑框眼镜遮住半个脸,要不是那熟悉的笑容,周行健差点没认出是马洛。
“欢迎英雄凯旋,北京欢迎你!”周行健一边说一边拥抱马洛。
“想死你了,哥们!”马洛紧紧抱住周行健。
久违的重逢令马洛啜泣,周行健哽咽,两人像亲兄弟一般拥抱在一起。如同电影中通常在此刻出现的场景一样,拥抱有不一般的魔力,使周行健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一年半前,马洛曾豪迈地离开。
大学毕业,马洛一直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与吴先锋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房,过起了没人问没人理没人管的生活。不久,吴先锋被一所大专院校聘用,去做老师,剩下马洛一个人。他过得十分清苦,吃方便面度日,生活靠吴先锋和周行健接济。
在那段独居的日子里,马洛诗兴大发,半年时间写了200余首诗,每天不下一首,可谓高产。那些诗滋养了他,培养了他的高傲。
与朋友见面,马洛会主动朗诵自己的诗歌。没钱的时候,他去面馆吃面,吃完嘴一抹,告诉餐馆老板,一首诗可以换一碗面吗?也是他运气好,通常是被臭骂一顿,离开。马洛还觉得吃亏,一首诗何止换一碗面,十碗都不止。
过着诗意生活的马洛经常打电话给远在北京的周行健,切磋诗艺,朗诵诗歌。有时候,周行健正在采访,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周行健赶紧挂断,手还没离开手机,电话又响起,害得周行健不得不关机。马洛为此很不高兴。往往是采访一结束,周行健立马开机回电话解释。
半年后,马洛收到一封聘用信。拿着信封,马洛看了半天,信封上的地址是黑龙江省黑河市。他想了又想也没想出来什么时候给这个陌生的城市投过求职信。
“黑龙江黑河市,有江有河可能还有龙,多么有诗意,就是它了。”马洛笑着说。
遥远的黑龙江,这个马洛从没去过也没有概念的地方吸引了他,仅凭地名中的江河所传达出的诗意吸引了他。可能没有几个人会凭借地名显示出的诗意来选工作,马洛是这几个人之一。黑河市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聘请马洛去做中文教师。
马洛找来一张中国地图摊在桌子上,趴下来仔细看。当发现黑河市旁边就是黑龙江时,他抬头哈哈大笑:这不像我们家门口就是黄河嘛,太美了吧!当看到黑河市对面是俄罗斯远东的一座城市时,马洛再次抬头哈哈大笑:这要是泡妞可就是洋妞啊,太好了吧!当看到黑河市遍布大面积的白桦林时,马洛边抬头边大笑:这要是与东北大妞或者俄罗斯女孩在白桦林里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太有诗意了吧!
抱着对遥远而陌生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的无限憧憬,马洛从家乡大西北出发踏上北上执教的行程。吴先锋送他到火车站,一根接一根递烟给他抽,希望烟把他留住。
马洛说:“行了,抽了不少了,留不住我的。”
在列车即将启动的一刻,周行健从北京打来电话:“你想好了吗?那边零下40多度是常态,你去了要被冻成冰棍!”
周行健总是这样不识趣,在人家踌躇满志的时候泼冷水。
马洛铁了心要去,不计较周行健的不识趣:“放心吧,放心吧,大把大把的东北大妞和俄罗斯姑娘等着我呢!到时你可别眼红。”
列车伴着马洛的...
如今,在凛冽的寒风中周行健拥抱马洛,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出站口旅客走完了,周行健说:“走吧,再抱下去别人以为我们是‘断背山’。”
“嗯——嗯——再抱抱。”马洛一副撒娇的样子。
“嘁,不许再占便宜。”周行健推开马洛说,“走,带你去看看祖国的首都。”
周行健带着马洛乘坐地铁回他的出租屋。对于地铁,这种在地下行驶的有轨电车,周行健司空见惯,马洛却是第一次乘坐,感觉挺新奇,一路赞不绝口。
半年多不见,嘘寒问暖的话说完,两人陷入沉默。一时无话,周行健仔细打量了一番马洛,消瘦许多,颧骨高出许多,眼睛深了,头发长了。很显然,马洛在黑河过得不好。
周行健对马洛在黑河的情况充满好奇,但又不知如何问起。回到出租屋,马洛憋不住了,说:“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来北京。”
“是啊,你为什么来北京?”周行健说。
曾让马洛无限憧憬的黑河,是一个去了冻得人发抖的地方。那条黑龙江远没有马洛老家门前的黄河宽,风景虽美但冰期太长;对面的俄罗斯城市没有护照根本去不了,至于想与俄罗斯姑娘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更是空中楼阁。最让马洛受不了的是,寒冷的黑河市没有想象中的一点诗意可言,文化贫乏,思想陈旧。去了半年多,马洛没有找到一个诗友,也没有遇到一个朋友。除了上课,就是忍受孤独。
“你不知道天有多冷,尿尿都能冻成冰柱。”马洛说。
“有那么冷啊,不会吧。”周行健说。
“你还不信,早知道我拍张照片给你看。”马洛说。
在边远的黑河做老师,薪水不高,除了一日三餐在学校食堂吃,马洛没有什么牙祭可打。薪水不高也制约了马洛交朋友,尤其是需要花钱的女朋友。物质保障捉襟见肘,又没有诗意可言,马洛忍受不了,决定离开黑河。回家没面子,就来北京找周行健。
“你在北京怎么样,发展得不错吧?”马洛问。
马洛这一问,周行健不知如何回答。他知道以往每次与马洛通话时报喜不报忧,随口吹嘘自己在北京的优越生活给了马洛错觉。马洛来到他租住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建的老式小区,楼房是多层建筑,没有电梯,周行健租住在四楼。看到被周行健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出租屋,马洛再次产生错觉。
周行健怔了几秒说:“还好啦。”
“我就知道不错。我这次来不走了,准备和你在北京大干一场。”马洛说。
听得出,马洛是铁了心要在北京发展,周行健犹豫该不该把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他。想了想,他决定不说。马洛刚来,不应该给他泼冷水,应该给他希望。
当晚,周行健请马洛去吃热热乎乎的北京涮羊肉。两人要来北京二锅头,边吃边喝,吃到餐馆打烊才离开。回到出租屋,又喝啤酒,到凌晨4点才睡觉。
第二天下午,节目制作公司的电话吵醒周行健,告诉他由他制作的节目当晚在电视台播出,让他把播出时间通知拍摄对象,好让人家看。
周行健的一通电话吵醒马洛,他坐在床上点起一支烟,默默吸着,若有所思。后来,周行健知道这是马洛在黑河养成的习惯,一觉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抽烟,醒神。
马洛抽完烟说:“这么晚你都不上班,什么工作,这么好?”
“制作影视节目,工作比较自由。”周行健说。
接下来一周,周行健都没去上班,天天陪着马洛。这对周行健没什么,却让马洛十分焦急,他忍不住问:“你到底做什么工作?制作影视节目也没有这么自由吧,一周不去。”
看来马洛十分关心周行健的工作,在马洛看来,周行健混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他在北京发展的信心,也关系到他有没有勇气待在北京。周行健想既然马洛如此关心这件事,他也来北京了,不妨把自己当初为什么来北京和来之后的一些情况告诉他,这有利于马洛作出判断。
周行健和马洛是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因为喜欢诗歌成为好友。班里另一位以号称写先锋小说见长的同学小说写不下去,被他俩拉过来入伙,改写诗歌,这个同学是吴先锋。
三人当年是大学诗坛的三面旗帜,被誉为“诗人三剑客”,不仅创办校园文学刊物,还组织文学沙龙。
大学毕业那年,班里同学忙着找工作,周行健、马洛和吴先锋满不在乎,迟迟未去找。他们没有想好是去工作,还是去实现文学梦想。周行健和马洛倾向于做流浪诗人,吴先锋希望继续写先锋小说。三人被同学笑称患了幼稚病。
周行健想做流浪诗人源于初中以来写诗建立的自信,而发表了一些诗歌则给了他更多自信,这成为他毕业后何去何从的绊脚石。周行健正在犹豫不决,陈年的一桩旧事启发了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掀起一股徒步探险热潮,代表人物是余纯顺,他因孤身一人徒步穿越川藏、青藏、新藏、滇藏公路,征服世界第三极——西藏的壮举而出名。在余纯顺人生的最后一次穿越前,他的女友也是一位诗人来到周行健读书的高中演讲,同时为他的行程进行募捐。募捐活动在学校食堂举行,吸引了很多同学,其中就有周行健。听完演讲,女诗人没有吸引周行健,探险家余纯顺让他耳目一新,冥冥中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几个月后,孤身一人徒步穿越罗布泊时,余纯顺迷路遇难。噩耗传来,沉重打击了周行健内心萌动的对余纯顺生活的向往。这让周行健伤心之余觉得去险恶之境孤身流浪是对个人的救赎,而他奉行的流浪是通过对自我的剖析和苦修实现对大众的救赎。这种年少胆大妄为的想法事后看来救了周行健一命,他放弃追随余纯顺,选择诗歌。当时有很多余纯顺的追随者,各种路上死的,饿死、渴死、病死、热死、冻死、迷路死……只是那时候媒体不发达,鲜有报道。
如今多年过去,接受高等教育并未解除人生迷惘的周行健,决定有限度地做一回余纯顺。他打算效仿余纯顺,徒步穿越凤凰城西边的贺兰山,通过穿越找回迷失的自我。周行健把这个想法告诉马洛和吴先锋,希望两位好友一同前往。
“好啊,多有诗意,我去。”马洛说。
“不安全吧,吃怎么办,住怎么办,被狼叼走了怎么办?”吴先锋说。
“想办法啊,总能找到吃的住的,饿不死的。”周行健说。
“就当是我们仨的毕业之旅,多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走吧,先锋大人。”马洛说。
“是啊,多么难得的毕业之旅。反正不知道干什么,走完这一趟说不定就知道了。走吧,先锋大人。”周行健说。
吴先锋还在犹豫,架不住周行健和马洛一个劲地劝,勉强答应这件他认为是自讨苦吃的事情。
那时候,市场上的野外装备商品不发达,卖得不多,价钱昂贵。三人是徒步探险新手,不知道准备什么,一人买了一双老式军用胶鞋穿在脚上,上路了。
他们的路线是从贺兰山最南端向最北边徒步行走,行程有200多公里。为了突出探险的特征,徒步时不走柏油路,只沿贺兰山东麓的山坡或山脚行走。
来到贺兰山最南端,三人身上只剩下十块钱,他们要用这点钱走完全程。初夏的山里不热,走起路来身上却冒汗,先是脚底发热,其次背上流水,再次脑袋上冒烟,最后脚底起泡,要命的时刻到了。
“哎哟——疼死我了!要知道这么苦,打死我也不来。上你俩的贼船了。”烈日下,吴先锋栽倒在山坡上,挣扎着脱下胶鞋,两只脚上七八个水泡,有透明没破的,有破得流水的。
“那你回去嘛!”周行健倒在他右边说。
“是啊,你回去嘛!”马洛倒在他左边说。
吴先锋左右看看他俩,觉得身边不是两位朋友,而是两只虎视眈眈的狼,明显自己处于下风,他说:“孙子才回去!”
周行健和马洛也好不了多少,四只脚惨不忍睹。三人咬牙挺过第五天,奇迹发生,他们烂得发臭的双脚上的脓包开始结痂脱皮。第七天,脚利落了,走出一副铁脚板。三人兴奋无比,决定挑战贺兰山最高峰——敖包疙瘩。
一路走来,周行健、马洛和吴先锋基本靠沿途老乡接济度日,如果不是手中的学生证,老乡肯定会把他们当成乞丐打发。就是这样三个身无分文,没有任何野外用具和经验的家伙要徒步登顶贺兰山最高峰,简直不可思议。
一户住在半山腰的农民给了三人力量。这户人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在家里种地,老二在山脚下的学校读书,老三流着鼻涕跟父亲放羊。一家人靠种地和放羊为生,没什么其他收入。这户农民收留他们两晚,让他们做了出发以来最长时间的休整。
农户家吃得简单,一天三顿饭,大米白饭加面条,就着土豆白菜吃,喝的是从山里挑来的山泉水。农户家的生活也简单,一年四季围着土地和十几只羊转,满脸的土气露出满口白牙,还有土气的笑容。三人在这户农家没有感到贫穷,感到的是简单的幸福,这给了他们登顶的勇气。
像这样的家庭一路上遇到很多,他们是这个时代典型的农牧民,过着吃饱肚子没钱花的生活,悠然自得。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了最简单的活着而生活,即使生存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也不放弃生命的欢乐与尊严。没有多高,没有多低,只为简单的幸福。他们会为了羊吃草登到贺兰山顶峰去放牧,也会为了羊喝水下到贺兰山谷底去找泉水。周行健、马洛和吴先锋打算体验一回最高和最低的感觉。
接下来的十天,他们用双脚登,双手攀,嘴巴咬,脑袋顶,终于登上贺兰山顶峰——敖包疙瘩。他们在山顶住了一宿,与月亮和星星握了握手亲了亲嘴,喝了好些风和露,太阳出来之前差点冻成岩石。
他们没有敢在山顶再逗留,连爬带滚下到贺兰山底,一路上吓走不少岩羊,好几次差点掉到悬崖下摔死。等爬到泉水边一看,三人衣不遮体胡子拉碴成了野人。
一路攀登下来,之前最犹豫的吴先锋也欢欣鼓舞。这趟徒步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周行健、马洛和吴先锋觉得彼此之间不仅仅是朋友,而是生死相依的兄弟。他们一起风餐露宿,一起摸爬滚打,一起高歌欢唱,一起忍受孤独……如果说四年的同学之谊,共同的文学兴趣让他们走到一起,那么贺兰山的徒步之旅,加深了他们的友谊,让他们终身难忘,让他们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遇到挑战和坎坷时都能想到彼此,为彼此分忧,为彼此摇旗呐喊、加油鼓劲。
这趟徒步之旅让周行健感到生活的艰难和简单。艰难是你必须整天围着生活转,一刻不得闲;简单是放羊也是一种生活,哪怕整天与世隔绝,与羊为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直面生活,无论贫穷、富有,孤独、喧嚣……只有与生活在一起,你才能感觉到生活的真谛。
这注定也是一次失望之旅。孩提时代的周行健喜欢眺望远方,以为远方有不一样的景致,有幼小心灵所能想象的任何事物。他经常从凤凰城远眺贺兰山,青黛云烟呈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平远与深远,呈现出中国山水画的高远与神游之境。眺望贺兰山成为周行健小时候所有梦想的终极寄托。闭上眼睛,周行健能分辨出晴天贺兰山的浓黑,阴天贺兰山的清淡,雨天贺兰山的烟霭,傍晚贺兰山的静穆……春夏秋冬,四季贺兰山的雄浑。在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时代,贺兰山是周行健的白雪公主,是他的宫殿,是他的神秘园,是他的理想国。他无数次“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承受并享受远非他那个年龄能够欣赏和理解的美丽与哀愁。
真正走进贺兰山,看到的是一片又一片峥嵘嶙峋的岩石,宋朝以后的连年战争烧毁了贺兰山85%以上的森林,使它变成秃头山。如果不是山体由岩石生成,整座山早已变成荒漠。这残酷冰冷毫无诗意的现实,让周行健想起一句惨痛的诗:
远方
除了遥远
一无所有……
三人像逃兵一般凯旋,皮肤黝黑,破衣烂衫,头发长成辫,胡子爬满脸,俨然是野人。走到校园里,引来许多同学围观。
在庆功宴上,三人喝翻,东倒西歪,又说又叫。马洛断断续续朗诵他的诗歌,一首终了,吴先锋接着朗诵。
轮到周行健,他没有朗诵诗歌,用手捋了捋疯长20天的胡须,作了一个人生重大的决定,他向马洛和吴先锋宣布:离开家乡,远赴北京,实现梦想。
马洛和吴先锋问他实现什么梦想,周行健说:“还能是什么梦想?文学梦呗!”
周行健告别马洛和吴先锋,踏上去往北京的列车。
在月台上,周行健与他俩一一拥抱,头也没回地上了车。他像一个探险者向祖国首都的城市丛林进发,去开拓,去闯荡,壮士举义般高昂头颅,仗剑去国,追求理想。
列车沿贺兰山边缘蜿蜒前行,一缕缕墨黛云烟缓缓散开,一幅幅神游山水渐行渐远,儿时憧憬长大后一览无余的贺兰山既熟悉又陌生,伸出巨大的臂膀抚摸周行健泪流满面的脸庞。
他赋一首《七律》,挥手告别山水。
山峦不语声声慢,
一曲悲风越千年。
斜阳劲草碧连天,
空余豪情在阳关。
而今不再望西天,
楼台伫立少一人。
仗剑远游寻长安,
千里江山愁贺兰。
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周行健来到北京。他没去找工作,而是在北京大学承泽园租了一间小房住下来,做了半年的流浪诗人。
半年里,周行健混迹于大大小小的文艺酒吧,参加各种形式的诗歌沙龙,对摇滚乐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发现诗歌已后退,摇滚乐在撑台。到底能撑多久,谁也说不清。
一次,在酒吧里看完废城乐队的演出,周行健激动不已,觉得词写得特别好,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主动邀请乐队喝酒。乐手们十分痛快,喝酒跟喝水一样,很快将几十瓶啤酒喝空,周行健还要要酒时服务生提醒他先付账。周行健掏空腰包发现钱不够,来到酒吧对面的银行ATM柜员机取钱,银行卡显示储蓄金额为零。这可怎么办?周行健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憋了半天想起来酒吧前台的收银小姐与自己相熟,经常打情骂俏,不如向她借钱。
“小姐,你今天穿得特漂亮,烈焰红唇,性感十足,眼睛那么黑,心地肯定特善良……”周行健蹩脚地赞美,引来低头做事的收银小姐抬头看着他。
周行健心想有了,嘴上说:“小姐,你看废城乐队唱得多好,我请他们喝酒,是不是很应该?”
收银小姐点点头。
周行健笑着说:“可是他们也太能喝了,喝了几十瓶还不够。这不,钱都给我喝完了,你看是不是行行好,能不能借些钱给我。我保证给你写诗!”
听明白周行健要干什么,收银小姐冒出一句话,如一记耳光直愣愣打在周行健猴子屁股般发红而堆笑的脸上:“拜托,写诗!诗人这种怪物这年头还有啊,摇滚歌手都过时了!我可没钱,有钱也不借给你们这些疯子!”
“你,你说什么——”周行健伸长的脖子像是没有上发条的钟摆在原地停了180秒,猴子屁股般发红而堆笑的脸凝固成一尊愠怒的雕像矗立在半空不知如何是好,他被收银小姐的话噎住了。
周行健不理解为什么像这样一家经常举办诗歌沙龙和探索音乐会的酒吧前台的收银小姐,居然对诗人和摇滚歌手是如此恶毒的评价。看来她在这里工作仅仅是为了赚钱,酒吧也不过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这些服务员应该对诗歌和摇滚有强烈的迷恋之情,酒吧应该对诗歌和摇滚有强烈的关怀之情。
周行健不死心,想再给收银小姐好好说说,一个醉汉重重地撞到他身上,愠怒的周行健真想一拳打到醉汉的脸上,收银小姐刺耳的话让他没有勇气出手。
周行健走出酒吧,他想只有逃跑,那样废城乐队的乐手们肯定认为他是个骗子。顾不了那么多了,骗就骗吧,跑。周行健头也不回地撒腿逃跑,像个小偷似的一路狂奔,跑回自己的出租屋。
第二天,周行健决定结束不切实际的流浪诗人的生活,开始找工作。投了一堆简历,一家中规中矩的电视台看上周行健的文笔,聘他这个对电视一窍不通的人来做节目。待遇是临时工,没有编制,不签合同。周行健觉得临时工也不错,可以做一笔拿一笔钱,做多拿多,做少拿少,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两个字:自由。
抱着吊儿郎当的想法,在不长的时间里,周行健在电视台里混过五个栏目,收入不稳定。马洛来北京前,周行健炒掉早已让他看不顺眼的这家电视台,应聘到一家节目制作公司兼职制作影视节目。所谓兼职就是公司需要他的时候,他得卖命干;他有事无法工作的时候,公司也不能干涉他。他和公司之间是按项目计酬,干一个项目或一期节目就按相应薪酬结算,这种松散的契约关系有点像后来的自由职业者。
正是因为自由,周行健才有时间陪马洛疗伤。
“你没发现这个房间是两居室吗?”周行健问。
“发现了,我还纳闷你一个人租住两居室。”马洛说。
“另外一个居室以前有人住,他是我来北京认识的朋友,名叫罗秉晖,学哲学的,喜欢思辨。来北京学习英语,打算出国读书,结果没考上托福(TOEFL),回老家了。你住他那个房间,我们兄弟俩以后就同吃同住同呼吸。”周行健说。
周行健的如实相告让马洛心头一紧,他原打算来北京靠着周行健先休养一段时间再去找工作。看周行健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自己是不能休养了,得去找工作。
“不如先去天安门看看。”周行健说。
“去那干什么?”马洛问。
“广场呀,你一直向往的地方。”周行健说。
“好啊,去。”马洛说。
天安门广场,一座建筑,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个记忆,一个魂牵梦萦若即若离无法释怀的地方,不仅对周行健和马洛这两个年轻人,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有不一般的吸引力。广场仿佛是一个圣地,又仿佛是一个墓地。
“哦,好大,比电视上大多了,雄伟多了!”从地下通道出来,马洛感叹道。
周行健默不作声,任马洛大饱眼福。没走多远,周行健的脑子里开始旋转着听别人讲的关于广场的故事与传说,他在一边肯定和一边否定中对广场进行新的诠释。
不知从何时起,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建起广场这种东西,说简单了是一片空地,说复杂了是一群雕塑。它或许是人类早期劳动累了做游戏的产物,也或许是人类祭祀的产物,因为无论是游戏还是祭祀都需要空地。后来,这片空地逐渐演变成广场,有习武的、跳舞的、歌唱的、娱乐的、丧葬的、祭祀的、纪念的……形式单一,用途广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周行健每次来到天安门广场都思绪万千,他激烈跳动的脑神经从古代翻转到现代,从地下翻转到天上,想不动了就坐在广场上发呆,直到被执勤的警察赶走。
“哪里有风筝卖?”马洛问。
“冬天卖的不多,得找找。”周行健说。
两人沿广场找了一圈,又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转了一圈,执勤警察警觉地盯着他们,以为他们要搞什么鬼名堂。风很大,将两人的身体吹得变了形,像两只变形虫在广场上打转。
“冷死了,走吧。”马洛说。
“不找了吗?”周行健问。
“不找了?一点痕迹也没有。”马洛说。
马洛是典型的叶公好龙,没见到广场时天天念叨,诗中把广场的每一块地砖都亲吻一遍,见到真广场却全身哆嗦发抖嚷着叫着要离开。周行健这样想的时候显然没有想到马洛为什么想放风筝,他感到透不过气,他需要释放。
在呼呼的北风中,两人缩着脖子沿中山公园右侧一路向西走去。长安街对面北京音乐厅门前巨大的演出海报吸引了马洛,他走过马路去仔细地看,看完拉着周行健往里面走。
“干吗,这可是要票的!”周行健说。
“你说这里要人吗?”马洛说。
“不好说。”周行健说。
正门没开,马洛与周行健沿音乐厅一侧绕到后门。门框上挂着绿色帆布棉门帘,两人推开门进去。一楼没人,他们探头探脑地上二楼,被一个女声叫住。周行健马上解释,说找厕所走错了地方,说着拉马洛要离开,马洛站着不动。
“请问,你们音乐厅要人吗?”马洛推开周行健的手说。
“你们是来应聘的?”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女士问。
“是,是啊。”马洛说。
“我们打算做一本普及类的音乐会推广杂志,需要编辑,你们懂音乐吗?”女士问。
“懂啊,我是俄罗斯音乐专家。”马洛说。
周行健瞪大眼睛,扯淡吧,你是俄罗斯音乐专家,我还是美国音乐专家呢。不过,马洛的应聘勇气可嘉,周行健站在旁边准备随时替马洛打圆场。
马洛还真是对俄罗斯音乐侃侃而谈,从《喀秋莎》谈到《红莓花儿开》,从俄罗斯民歌谈到二战经典歌曲,从柴可夫斯基谈到斯特拉文斯基,从宗教音乐谈到现代派音乐。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自信,很多内容周行健压根没听说过。看样子马洛在黑河市没白待,虽然没到过对面的俄罗斯,但学了很多俄罗斯的东西。
有感于马洛对俄罗斯音乐的博学,女士请他们到办公室坐下来谈。这鼓舞了马洛,更加滔滔不绝,夸夸其谈。在暖气开得不足的办公室里,周行健感到了冷,他左顾右盼,用眼睛的余光一次次看到马洛四处乱溅的口水,如果是夏天,周行健忍不住要呕吐。越说越带劲的马洛添油加醋,表情夸张,眉飞色舞。周行健将目光从马洛身上移到对面女士脸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姿色一般,但很优雅,装出一副很耐心的样子听马洛演讲。再看看马洛,周行健想这家伙是不是看上对面这个女人了,怎么像高潮一样兴奋。
“你们对应聘人员的要求是什么?”周行健忍不住打断马洛说。
“哦,对了,你不问我差点忘了。我们希望是音乐专业院校毕业生,至少是研究生学历,拥有硕士学位。”女士微笑着说。
听到这句话,马洛脸一黑,站起来要走。显然女士说的应聘条件中的音乐专业院校和研究生学历刺激到马洛,因为马洛是文科毕业的本科生,既不是音乐专业院校毕业,也不是研究生。周行健知道这样不好,一把拉住马洛。
看到这架势,女士说:“不过,像马先生对俄罗斯音乐这么有研究,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你们把联系方式留下来,如果可以,我会让人打电话通知你们。”
马洛脸上露出笑容,掏出包里的纸笔写上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不经意的应聘结束,两人走出音乐厅,马洛一脸的兴奋。
“怎么样,牛吧,以后我天天请你欣赏音乐会。”马洛说。
“好——好啊。”周行健吞吐地说。
他觉得马洛好单纯,人家把话已说明,马洛不符合应聘条件。最后那句话分明是安慰,马洛难道听不出来?周行健不好扫马洛的兴,只好接话。
马洛认定北京音乐厅会聘用他,不再去找其他工作,每天在屋里等消息。一起待了几天,周行健接到公司电话,要他去上班,有节目要做。
马洛一个人在屋里等,这一等半个月过去,马洛没有一点着急的样子。又过了半个多月,周行健手头的节目做完了,不用再每天起早贪黑地熬夜加班,接近中午才去上班。北京音乐厅聘用马洛的消息依然没来,无疑没戏。
这段时间,马洛养成一个嗜好——疯狂迷恋电视肥皂剧。每天起床后边抽烟边打开电视机看剧,吃完早饭看剧,吃完中饭看剧,吃完晚饭看剧,一直看到凌晨两三点睡觉。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马洛全部的事情就是看肥皂剧。不仅自己看,还拉着周行健一起看,周行健忙没时间看,马洛就给他讲剧情。害得周行健想把有线电视停掉,或者把电视卖了。这样做显然不合适,会让马洛觉得嫌弃他。周行健又想怎么把电视里几个播放肥皂剧多的频道和电影频道关掉,他偷偷调过几次,马洛找不到播剧频道就找他调。这样几次后周行健索性不调了,任由马洛看。
又过了一段时间,马洛的迷恋方向由肥皂剧转向网络。成天在网上泡,不是聊天,就是打游戏。每天起床后边抽烟边打开电脑上网,吃完早饭上网,吃完中饭上网,吃完晚饭上网,一直上到凌晨四五点睡觉。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马洛全部的事情就是上网聊天,打游戏。与迷恋肥皂剧不同的是,马洛只自己迷恋网络,不再像看肥皂剧时那样叫上周行健分享他的乐趣。
那段时间,周行健也忙,白天上班,马洛一个人在屋里上网。周行健下班回来经常看到马洛在电脑前不是愁眉不展抽闷烟,就是开怀大笑,要不就嗯嗯唧唧,反正不怎么理会周行健。两个人同住一屋,话少了,接触少了,渐渐竟有了生疏感。
这种感觉不好,让周行健下班不愿意回屋。他找朋友吃饭或去酒吧,玩到很晚才回来。
进了屋,马洛必定泡在网上,随口问:“回来了?”
周行健答应一句:“嗯——”
后来连问候也没了,彼此各不搭理。
离谱的事情发生了。一晚,周行健回来发现马洛不在,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怎么也联系不上,没有办法,周行健只好报警。报警不久,马洛回来了,一问说是去见网友。周行健很不高兴,说马洛你不能这样啊,你去见网友也得接电话呀,万一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
“嚯——你把我当八岁小孩,管多了吧。”马洛扔出一句,进屋了。
再一晚,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周行健喝完酒回来,一到门口,听到房间里传来男女*的声音,动静很大,隔壁邻居都能听到。马洛与新找的女网友正在屋里做爱。不知道是马洛与女网友做爱刺激了周行健,还是马洛与女网友做爱发出肆无忌惮的高音量刺激了周行健。
进屋的周行健来到马洛房前,一脚踹开房门说:“搞什么搞,有点公德心好吗!”
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正在高潮的马洛给吓软,他翻起来光着身子说:“有眼色没有,我正干事呢!要不你来?”
周行健说:“我不稀罕!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李自成进京人家手握重兵几十万,才有胆量迷恋陈圆圆。看看你,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哦——明白了,你嫌弃我。我这就走!”马洛说。
“随便!”周行健转身回自己房间。
气太大,酒劲上来,周行健一头栽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睡梦中的周行健被马洛叫醒,带他来到客厅。他揉着眼睛,看到马洛做了一桌子菜,有他喜欢吃的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地三鲜……饿了的周行健没顾上洗漱,坐下来就吃。
马洛笑容可掬,边吃边开玩笑,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马洛的女网友走了,显然是一夜情。昨夜的事,周行健依稀记得,他没有再提,也不好再提。他觉得或许不该踢门,不该说那些话,那样虽提醒了马洛,却让他难为情。看马洛没当回事,周行健心安了。
北京的春天暖得晚,一天一天的西北风伴着大大小小的沙尘暴,一阵一阵吹来,好像要把春的气息吹到大地的骨子里,吹到泥土的嘴巴里,吹到空气的血液里,才善罢甘休。
暮春季节,马洛在城东一所名叫美华的国际培训学校找到一份中文教师的工作,学校提供食宿。马洛搬出了周行健的出租屋。
马洛走后,周行健手中的节目做完了,无所事事。正是柳絮纷飞的季节,满北京城的柳絮飞飞扬扬,飘飘洒洒,伴着尘埃与灰霾,宛如飘零的花瓣细分成无数个棉点拍打在人身上,将人们拍打得灰头土脸。周行健喜欢被拍打,无论是晴天刺鼻的沙尘味,还是雨天沁人的泥土味,他都不在乎。他去玉渊潭公园躺在桃树下任桃花零落在身上,仿佛黛玉的锄头敲打在身上。
感怀伤物的时节,周行健最脆弱,整日闷闷不乐。
就在此时,周行健收到罗秉晖的信,内容只有七个字:残花犹在为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