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父子
到波兰后，傅聪便进入了华沙国立肖邦音乐学院学习，这所学校是欧洲最古老的音乐学院之一。到这里后，怀揣着为国争光之理想的傅聪便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
人在到达异国后，往往会更加思念母国。在中国长大的傅聪到达波兰后也是如此，最初，他之思念母国多是因为恋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处异国的他便对母国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写给父亲的信里，他数次提及要用艺术让自己成为国家的骄傲。
1955年，傅聪做到了。他在波兰举行的“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中，获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
那天，当傅聪深情地弹奏完肖邦的乐曲时，整个观众席都沸腾了。在雷鸣般的掌声里，傅聪优雅地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
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须知，傅聪是有史以来唯一获得“玛祖卡”最佳奖的亚洲人。也因为此，观众们惊叹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怎么能那样深刻地抓住肖邦的灵魂？”“傅聪是最有波兰性格的！”
当人群涌向傅聪时，他在杂乱中听到人们在喊：“为什么你不是个波兰人？”傅聪听了却反问：“我为什么要是波兰人，我是中国人。”
在得奖后写给父亲傅雷的家书里，傅聪谈及这些时提笔写到：
“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必须先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但我终究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
傅雷看到儿子的这封信时，顿时老泪纵横。他经常告诫儿子“不能忘本”，看来，这些话他是听进去了。
可叹，世间事从来变幻莫测。尤其，福祸还能互相转换。得奖不久后，傅聪竟因为这次国际比赛得奖被人请去演出而“挨批”了。
原来，在被人请去演出期间，已经有些收入的傅聪便单独住了，为了节省时间，进出时他都坐出租。这本没什么，可在“整风”运动期间的1957年，这些便可大可小了。傅聪在国外的这些生活方式，后来被国内批判为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很快，傅聪便被召回了北京。这次回国，他和父亲同时挨批了。好在，因为态度“端正”，不久后，傅聪被允许返回波兰继续学习。
傅聪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这年，他年24岁。此时的他面临两个选择：留在国外，返回国内。傅聪想回国，可当他了解了国内的形势，知道父亲此时在国内正遭受的种种批判和他即将面临的对他的批判时，他犹豫了。
傅聪想：如果回国，势必是儿子揭发父亲，父亲揭发儿子的闹剧。而且，上次被召回北京之前，文化部部长钱俊瑞就告诉过他：因为与朋友谈及苏联时的种种“不当言论”，他将被调回乡下劳动。
想到这里时，傅聪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双手，他无法想象这双钢琴家的手拿锄头种地或者养猪挑粪会是怎样的情景。
对于当时的傅聪来说，“被下放”无异于让他放弃艺术。而这种种，当然是他之所不能接受。思来想去后，焦虑万分的傅聪决定出走英国。
做出这个决定后，傅聪的手心便开始冒汗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自己做决定，他心里能不紧张吗。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时，傅聪觉得自己的腿都好像不是自己的。
当飞机开始起飞时，傅聪觉得自己整个的脑子都是嗡嗡的，他分不清那究竟飞机起飞时的生理反应，还是他因紧张而导致的结果。当飞机冲入云端时，他的心里被内疚占满了，他看着窗外一个人默默地流着泪。
很快，傅聪出走英国的消息便传到了国内，对于此时正身处困境的傅雷而言，这个消息简直和晴天霹雳一般。也是在此间，“傅聪是叛徒”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傅聪出走英国后，曾经风雨无阻的父子两地书也断了。在国内完全不知发生了何事的傅雷整个人都懵了，一夜之间，他便成了“教育出叛徒的罪人”了。可是，昨天，他儿子傅聪不还是国家的骄傲么？
在这一重大打击下，傅雷开始茶饭不思，以往作息极其严谨的他竟分不清晨昏了。
傅雷与朱梅馥
在傅雷过得浑浑噩噩的当口，已经到达英国的傅聪也过得非常不好。此时的他活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他日日心里惦念着父母家人，可他又害怕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因为他知道：自己捅了这么大篓子，国内绝不会有好消息给他。
无数次，傅聪从噩梦中醒来，之后他便呆呆地一个人坐着等天亮，期间的傅聪觉得自己像极了流亡异地的肖邦。
整整十个月后，在身为地下党员的傅聪舅舅的走动下，傅雷才得以再度与儿子取得了书信往来。当傅聪收到父亲自国内寄来的信时，他拆信的手分明已经剧烈抖动了。好在，信里的是好消息，傅雷在家书里说：
“孩子，你既没有忘了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永远是向你开着的......”
看这封家书时，傅聪一直在不停地抹眼泪，它终于替他卸下了对家人和祖国的担忧之心。收信的当晚，他把家书放在了枕头底下，那晚，他总算没再做噩梦。
在英国期间，已有相当名气的傅聪经常面对记者们的*扰。同时，独居异地的他还面临着经济困窘。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靠弹琴挣钱。
得知傅聪的窘迫状况后，外国记者提出给他一大笔钱，条件是让他做一期专访。傅聪果断拒绝了。他知道：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他的任何言论都可能给家人、国家带来麻烦。
最难熬的日子里，每天早上醒来时，傅聪都默念父亲在家书里写给他的那句话：“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不久后，为了堵住那些把他说成“中国叛徒”之记者的嘴，傅聪在1959年公开登报声明了自己的三原则：一，不入英国籍；二，不去台湾；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声明被刊发五年后的1964年，傅雷在国内收到了一则消息：他的儿子加入了英国国籍。
收到消息后，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整整几夜未曾睡着，他们再次被重新戴上了“教育出叛国者之罪人”的帽子。不久，傅雷和傅聪的家书再次中断。
在1964年10月31日，整整几个月的沉默后，傅雷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在信里，他写到：“亲爱的孩子，几个月的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怎么会责怪你呢？”
傅雷信里提及的“不得已的苦衷”，便是傅聪不得不加入英国国籍的背后原因。原来，当时正在英国的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当时的英国妻子弥拉还怀了孕并且刚刚生下了孩子。此间，为了生计，傅聪不得不一年到头“跑码头”，也就是去多国演出。
根据当时的英国相关规定，若傅聪不加入英国籍，他出入各国办理签证护照将非常不便，有的国家，他甚至还可能不能出入。
傅聪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在那个特殊时期里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伤害。直到，他看到了几个月后父母给自己的这封信。
在信里，傅雷对儿子加入英国国籍的“不得已”表示理解后写到：“便是万事随和和处处乐观的你的妈妈，也耿耿于怀伤感不能自已。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对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
倾诉完这些后，傅雷在家书里再次提笔安慰儿子道：“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都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我们也知道，文件可以单方面的取消，只是这样的一天遥远得望不见罢了。”
傅雷相信：儿子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