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退回到1958年，那是邓稼先加入“两弹”研发的开始。当时，领导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义无反顾地表示同意。
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了。
许鹿希问：什么工作？答：不能说。
去多久？不能说。
可以写信吗？恐怕困难。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大院和茫茫的大漠戈壁，就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邓稼先一家
当时的研究条件有多艰苦呢？邓稼先计算数据时，只有手摇计算机，甚至还要用到算盘。他在青海基地试验原子弹时，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只能吃酱油汤泡饭，饿得全身水肿。许鹿希给他从家里带的油炒面，还经常被前来蹭饭的同事瓜分，没多长时间就吃完了。
对于邓稼先当时的研发过程，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非常好哭：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这篇文章中的另一段，则让我们对邓稼先的人格魅力有一个大概的感知：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在一次空投核弹试验中，降落伞没及时打开，炸弹一直没炸。邓稼先不顾其他同事的劝阻，走进辐射核心区，用双手捧起了核心部件。他此前就已经受到了常年的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在随后的体检中，他体内被查出有大量放射性物质，癌细胞最终扩散，无法挽救。
